中國日報網消息：11日下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作工作報告時指出，2009年，檢察機關“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對3194名行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記者注意到，這是近年來最高檢首次把加大對行賄者的查處力度和行賄者的具體數字，同時寫進工作報告。
從曹建明所作的工作報告來看，去年，檢察機關更加注重職務犯罪預防，為加大對行賄者的查處力度，完善了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將查詢范圍從工程建設、政府采購等5個領域擴大到所有領域的行賄犯罪，并向工程招標單位等提供查詢48238萬次。
“重大行賄案件也要作為大案要案處理，‘兩高’報告對受賄案件提的多，對行賄案件很少提。”2008年全國兩會時，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在小組討論時如此表示。
朱佳木當時還建議，“要從受賄和行賄兩個方面來治理腐敗。”
此次，最高檢工作報告首提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也引起了諸多代表委員的強烈共鳴。
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海坤認為，在行賄、受賄案件中，對行賄人、受賄人都應進行追究，這都有法律規定。受賄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必須有行賄、受賄兩個方面，才構成犯罪。但在實際辦案過程中，辦案機關為了破案、定案，為了讓行賄人或“污點證人”能把事實真相說出來，往往客觀上就放縱了行賄人。
“這樣做，一是不符合法律規定，二是不能使受賄從根本上得到遏制。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行賄，何來受賄？”楊海坤說。
2009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江蘇鹽城調查時發現，當地多家醫院的骨科主任，都因收取醫療器械供應商的財物，而被當地檢察機關查處，但無一行賄者被追究刑事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孫建方教授認為，打擊醫療領域的腐敗，單純追究受賄者的刑事責任，有失公平。“我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行醫環境。今后加大對行賄者的查處力度，這對醫生是一種保護，對患者是一種公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記協黨組書記翟惠生談到了一些記者收取礦難“封口費”事件。他說，那些老板給少數不良記者“封口”的錢，實際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他給別人的錢也許會更多。“行賄少了，受賄也就自然少了。步調一致才能取得勝利。如果從源頭上制止行賄，就是對受賄最有力的抑制，這無論對哪個行業和領域，都能起到凈化的作用。”
賄賂犯罪如今已成為社會腐敗現象中最主要的表現形式，而打擊賄賂犯罪中的受賄罪更成為目前反腐敗工作的重中之重。從我國近年來查辦的腐敗案件來看，對于與受賄罪對合出現的行賄行為處理的卻不多。
國內著名反腐專家、中央黨校教授林吉吉分析，以往對于行賄者的打擊不像受賄者那么重，是為了鼓勵他們揭發，對他們的懲罰也比較輕。但是事實表明，這些行賄者本人就是官員、就是商人，所以在懲治受賄者的時候，也應對行賄者進行打擊。
“一些官員已經習慣了收錢，你如果不給我送，我就看你不順眼，不送禮的人他就不提拔、不重用。”林吉吉說。
林吉吉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講的是人和人關系的直接性，任何間接關系都會造成人和人交往的障礙。因此，人們老想著把兩個人的間接關系變成直接關系。
“這官員我不認識，但是我通過送禮，我們的關系就變成直接的了。一根繩上的兩個螞蚱，誰也跑不掉。特別是受賄者和行賄者一旦形成這樣的關系，就像一把劍隨時可以刺穿兩個人，兩個人誰也不敢得罪誰。很多官員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墮落下去的。”林吉吉說。
由于前些年對行賄罪的查處失之過寬，對行賄人的處罰也過輕，無法起到應有的震懾作用。有專家認為，這就使行賄成為一項高贏利低風險的非法活動，使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認同這樣一種觀點：“行賄無罪”，導致法律在此方面的教育和約束機制發揮不足。
林吉吉表示，最高檢的工作報告傳遞出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要加大對行賄者的查處力度，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讓官員不敢貪、不想貪、不能貪，也要讓行賄者不敢行賄、不想行賄、不能行賄。
代表提議：行賄受賄同罪同罰
“在司法實踐中，大量行賄人不被處罰的問題，影響惡劣，危害很大。”在此次全國人大會上，來自安徽的全國人大代表汪春蘭帶來了一份《關于結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完善我國賄賂犯罪立法的議案》。
汪春蘭透露，此議案是上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童海保起草的，童海寶曾任馬鞍山市金家莊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他們結合當前反腐敗實際情況和經驗積累，加上細致的調研，又邀請法律界同仁、社會學者等共同探討，“汪代表閱后又進行充實完善，此次向全國人大提交。”童海寶說。
汪春蘭發現，相對于受賄罪的處罰而言，對行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的相當罕見。
負責起草此議案的童海寶認為，在犯罪學上，行賄與受賄是一種“一對一”的對合關系，有行賄必有受賄，而有受賄則須有人行賄。許多國家基于對賄賂犯罪性質的認識，將行賄受賄同罪同罰，甚至有的國家將行賄稱為“積極腐敗”，而稱受賄為“消極腐敗”。
但是，在我國刑法中，行賄和受賄不僅不同罪不同罰，而且行賄罪與受賄罪在處罰上也極不對稱。我國刑法立法上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在刑罰處罰規定上輕重迥異，可謂“陰陽兩地”、“一生—死”。
究其原因，童海寶認為，這是基于司法功利的考慮。由于查處受賄罪的難度較大，大都是“一對一”的證據，辦案時往往從查行賄入手，需要通過行賄人提供的事實去證實受賄人的犯罪事實。因此，承辦人在做行賄人工作時常會給予一定策略上的從寬，有的在心理上還會給予一定的寬容；另一方面是出于認識上的偏狹，認為行賄人是有求于人，受賄人是人求于我，后者危害更大。殊不知行賄者也不是天生的受害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賄人多是自愿的“尋租者”，是“加害人”，是不達目的不罷休、專叮“有裂縫之蛋”的“蒼蠅”。
議案建議，處罰形式中除現行刑法規定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外，增加罰金刑，并規定可以附加或單獨適用。這樣，既可以和受賄犯罪界定保持基本一致，也有利于偵查機關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查處力度及進行政策攻心。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段若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