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來成都五次戶籍政策調整
11月16日，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正式宣布：成都市將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消除隱藏在戶籍背后的身份差異和公民基本權利不平等現狀，計劃到2012年實現成都全域內城鄉統一戶籍。其中，“城鄉自由遷徙”、“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統一的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突破成為該市此次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和亮點。國內輿論普遍認為：這是目前“中國最徹底的戶籍改革方案”。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成都理工大學教授李之權聞訊后的感慨表達出人們的普遍心聲。他說，以后成都再沒有“居民”和“農民”之分，只有一種人，那就是“成都人”；倘若這在全國推開，則意義重大。
“藩籬”影響遠非身份差異和權利不等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究其根源，這主要還是人為設計的結果，也就是國家為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城鄉戶籍制度是根本和核心，此外還有統購統銷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這些制度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掘出一條“鴻溝”，將城鄉居民分割成兩個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集團，兩者之間不能自由流動，尤其堵死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自由遷徙之路。
在城鄉二元結構戶籍管理制度“藩籬”的隔離下，生在農村的人不僅長期不能享受到只有城里人才可享受的涉及就業、教育、文化和福利等在內的社會公共服務，而且還得時常忍受因“身份”差異帶來的侮辱和歧視。發生在2003年震驚全國的“孫志剛事件”，起因就僅僅因孫志剛無城市戶口，最終導致其以“流浪”身份而死于“收容”。正是因這個案件，“收容惡法”才最終被廢除。
成都雖然是全國最早探索改革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的省會城市。但在過去，當地城市人對農村人的歧視程度還是較深。拿稱謂來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都的城市人普遍管農村人叫“農二哥”（因為當時工人被稱“老大哥”）。這還算有些客氣，可到了八九十年代，成都城市人給農村人取了一個至今還流傳的綽號：“彎彎”（形容農民挑擔走路的姿勢）。即便已到城市工作的農村人，還會遭到有些城市人挖苦。
城市人對農村人缺乏應有的尊重，其實很大程度是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惹的禍。11月16日，成都市正式出臺了計劃到2012年實現成都全域城鄉統一戶籍的“意見”，得到國內輿論一致好評。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稱：這是目前中國最為徹底的戶籍制度改革。
實現城鄉統一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
自2003年以來，成都市包括這次調整在內，前后共進行了五次戶籍政策調整。應該說，這次是最系統、最深入、最全面的一次調整。因為根據上述“意見”規定，在2012年底前，成都將建立以身份證號碼為標識，集居住、婚育、就業、納稅、信用、社保等信息于一體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統。
這意味著今后在成都，不僅農村居民可以自由遷徙到城鎮居住，城鎮居民也可以選擇到農村定居，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自由遷徙不再受限制，而“農民”這個稱謂也不再是身份的象征，從而讓戶籍真正回歸到了管理人口信息的本來面目。但“意見”最大亮點還是在實現城鄉統一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
事實已證明，作為國務院批準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市近幾年一直在為此做基礎工作，在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推進城鄉一體化，并在如何基本實現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均衡方面，始終保持一種積極又穩健的推行姿態。如成都市規定：凡缺乏統籌城鄉一體化工作能力的干部被視為不合格；凡在其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政府部門就無存在的必要；凡不用心、用力推進城鄉統籌工作的干部一律不得提拔使用。
正是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決心不變的堅持，成都才能在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中以實際行動徹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使全域城鄉居民自由遷徙在今天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