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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全國首創武漢商職醫院26年沒要國家一分錢
2010-12-13 09:53:20      來源:武漢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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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全國首創武漢商職醫院26年沒要國家一分錢

從1996年5月實行分娩封頂價以來,這是今年12月9日上午在武漢市商業職工醫院出生的第54156個寶寶。

今年是新醫改第二年。自1984年國家衛生部起草首個醫改文件起,“看病難看病貴”一直是老病根。然而,武漢有家醫院,26年沒要國家一分錢,卻讓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1984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武漢市第一商業局撤銷,下屬武漢市商業職工醫院失去財政撥款,成為全國首家因改制而“斷奶”的國有醫院。

商職只是一家二級醫院,實力不算強,技術不算頂尖。為求活路,不得不向病人“要飯吃”。它要破解的是自己如何活下來,卻在26年中創下多個“全國第一”,意外破解了看病難。

“斷奶”當年,困難企業職工就嘗到了到商職看病的便宜。它在全國率先推出的“保險醫療”,企業職工每年交40元-60元,商職包干基本醫療。高峰時簽約企業175家。

1996年,它最早推出“分娩封頂價”:順產800元,剖宮產1900元。次年分娩人數2718人,一躍成為武漢市“接生狀元”,并連續蟬聯10年。

1997年,它最早推出“議價手術”,醫患討價還價確定手術價格;最早在40余個病種中實行“單病種封頂價”;最早對110多種檢查費用優惠10%。當年門診量超過40萬人次,其中80%以上是工薪階層和下崗職工。

為方便看病,1984年,它設立全國第一個門診導醫臺。1996年,它最早在每個病區設立“病人庫房”,外地病人可免費存放行李。1997年,它率先取消掛號,檢查科室24小時開放,病人來了隨時找醫生看病。

沿著這條“低價加貼心”的道路,病人如潮般涌來。如今,商職日門診量1200人次,住院量560余人,遠遠超出同級同類醫院。

“誰讓我治得起,我就找誰治。”昨日,在江西打工的武漢居民嚴飛從商職出院。半月前,他患膽囊炎需手術,輾轉南昌和武漢多家大醫院后,他選擇了價格便宜2/3的商職。他說:“我也想用最好的藥,住最好的病房,請最好的醫生,但我是個打工的,只有一萬塊錢,我要的只是安全的、基本的治療。”

看病可以不貴

47歲的漢陽區下崗工人夏照堂,無醫保,無固定收入,單身一人,不背房貸,不遇上學難,但在去年,他遭遇了一次看病的“過山車”。

2009年夏天,夏照堂右手臂意外受傷,上不起大醫院,他在廠醫務室草草包扎。半個月后,傷口潰爛感染。姐姐帶著他,先后在本地一家部級大醫院、一家市級三甲醫院就診。

醫生診斷,橈動脈斷裂發炎,不及時治療引起全身感染的話,命就沒了。問及治療費用,前者估算10萬元,后者則估3萬。夏照堂懵了。姐姐能資助他的,只有3000元。街坊介紹他去了武漢市商職醫院。

接診的徐峰醫生告訴他,這個病有幾種治法:一是在顯微鏡下把動脈和神經細細接好,再進行功能康復,右手完璧歸趙,10萬差不離。二是抗炎、手術接上血管,右手基本復原,3萬打得住。三是只將橈動脈和周圍神經兩頭扎起來,抗炎。右前臂不能完全伸直,但對功能影響不大,費用不會高。通俗地說,這是羊毛呢、精紡棉與粗布衣裳的區別。

夏照堂選擇了“粗布衣裳”,他在商職住了12天院,花了2034元。

武漢市衛生局曾在市民中做過“看病難”的調查:一難難在“看不上病”,專家難找,一號難求。二難難在“看不起病”,有心無錢。

時任湖北省監察廳副廳長的李述永2007年時評價,商職醫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看病難。

1999年,全國漲了掛號費,商職卻取消了掛號費。病人來了直接找醫生看,只要醫生不在手術,隨時可看病。B超室、CT室等檢查科室24小時開放,病人隨時可做檢查。

“低價”是商職26年來走出的路。在“議價手術”、“單病種封頂價”、“檢查費用優惠10%”等價格組合拳后,商職單病種價格約為武漢平均水平的一半。

為何會是商職

華中重鎮武漢,醫療技術雄厚,大醫院云集。偏居漢口一隅的商職醫院只是一家二級醫院。成為武漢市醫療格局的另類,商職是一個“意外”。

時間回溯26年。1984年,全國有兩件大事。一是全國經濟體制改革,二是衛生部起草了醫改文件,預熱次年的醫改啟動。

這一年,商職醫院的主管單位,武漢市第一商業局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撤銷,財政撥款驟然停止。商職成為全國第一家因體制改革而斷奶的國有醫院。商職必須自己找飯吃。沒有先行者,也沒有同行者,商職醫院自己的說法是,“像一個孤兒”。

原任武漢市服裝公司經理的王際德,在這一年成為商職醫院黨委書記,并在這個位子上一坐26年。商人出身的王際德說,26年來,他只干了一件事,給醫院找條活路。

論技術,大醫院占有絕對優勢,論地域,周邊居民大多收入偏低。商職并沒有任何顯著優勢。但是,是人都要看病。生個孩子幾千塊,治個感冒幾百塊,太不正常,醫療的壟斷價格脫離了國情民情。王際德用商人眼光看到了治療費用中的水分,也看到了商職的出路:就走平價路線——水擠干了,價就降了,病人多了,醫院就活了。

1996年,商職在全國率先推出生孩子封頂價,順產800元,剖宮產1900元,轟動一時。業界質疑,病人是貨物嗎?便宜有“好貨”嗎?

婦產科主任徐山洪說,這經過了精心測算。分娩的醫療技術成熟,幾乎已是程式化作業,成本可以控制也可預測。

事實證明,病人樂于當這樣的“貨物”,商職醫院在隨后的10年中連續成為武漢市“接生狀元”。

婦產科的嘗試堅定了商職“薄利多醫”的思路。至今,醫院不但有40多個單病種實行“封頂價”,還推出了“醫患協議價”,甚至“病人給價,量錢而醫”。商職沒想過創新,它只要活路。但這些議價方式,總能誤打誤撞為“全國第一”。1984年,商職推出企業“保險醫療”,領先后來全國各地廣覆蓋的醫保制度二十年。“全國第一個單病種封頂價”、“全國首家治療費用打折”、“全國首個議價手術”……這些在業界掀起風暴:看病像買菜一樣討價還價,把生命置于何處?

病人用腳回答了這個問題。一位青山來的婆婆,坐兩小時公汽到商職,只為不收掛號費就能看上病。她說:“幾塊錢不是錢?賺錢容易嗎?”商職的病人群體遍布全市,甚至省內偏遠地區。商職很少做廣告,它的傳播方式,是病人口口相傳。

這種局面連王際德都沒有預料到。

事實上,商職醫院不是體制改革的惟一產物。更大的社會背景是,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大批國有職工在轉型中下崗,收入微薄,且失去了勞保醫療。農村病人更沒有醫療保障。而在大醫院,“點名手術”、“特需醫療”盛行,醫藥費用快速上漲,“看不起病”民怨沸騰。王際德的“粗布衣裳”,為自己保了溫,也為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提供基本保暖。

醫學就是人學

低價只是一個支點。

70歲的鄭婆婆,就住在武漢市漢陽區一家醫院的隔壁。半月前她膽道病復發,85歲的老伴陪著她,顫顫巍巍坐了一個多小時公汽到商職住院。鄭家爹爹說,我為什么跑到這里來?我哪里都看過,這里最便宜。

武漢大學衛生經濟學者王保真說,病人的醫療訴求是三位一體,一是技術需求,要有充分的技術支撐,保證治得好病。二是經濟需求,視自身經濟狀況治得起病。三是情感需求,人在身體疾創時,更渴望維護尊嚴。

鄭婆婆的病區主任陳志武笑言,這么多年,早習慣了一只眼睛看病,一只眼睛看人。既當醫生,用技術治病,又當會計,幫病人算賬。

這種習慣從何而來?婦產科主任徐山洪說,為什么替病人著想?病人不來,我們就活不下去,我們其實是替自己著想。婦產科停用過一種名為“卡貝”的藥,這種預防產后出血的藥,每支334元。徐山洪說,到我們這來生孩子的,沒多少人預防得起。特殊體質的,醫生盯緊一點就行,所以就停了。

王際德常說一句話,病人是人,醫生也是人,只有解決了人的問題,其他問題才能解決。在16年的實踐之后,2000年,商職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醫生們以國有身份置換成股東,不能分紅,但醫院成了“自己”的醫院。

“醫德”沒有三令五申出現在文件上,卻成為自然而然的事。

商職醫院是全國第一家免費設立“病人庫房”的醫院。幾年前,一個農村病人夫妻倆一起來看病,大包小包都是被子、大米、菜——連盒飯都舍不得買。院長傅久洲說,如果自己的父母這樣去住院,哪個兒子不掉眼淚?雖然寸土寸金,醫院還是開出一間大庫房,專為外地病人放暫時用不著的東西。

有時住院病人多了,為了不讓病人睡走廊,醫生們常把值班的休息室騰出來,自己在辦公室桌子上鋪被子睡。醫生們開玩笑說,哪有讓爹媽睡走廊,兒子睡房間的。

敏感的藥品回扣,在這里也不是頑癥。很簡單,無論議價還是封頂價,治療總費用對病人是挑明了的,高回扣的藥,價格就高,突破了總費用,還得醫院和醫生自己掏。所以醫生大都“藥效相同取其廉”,比如全院用得最多的青霉素,160萬單位一支才0.81元,哪有什么回扣空間。

獨行有點冷

非常意外,在對商職醫院的采訪中,記者在衛生管理部門數據中,查不到商職。院長傅久洲說,26年前斷奶的時候,我們像個孤兒,現在,仍舊孤單。

商職在病人中有口碑,但在同行中卻少有掌聲。商職的“分娩封頂價”,拉低了武漢市整體分娩價格。同行們雖跟風,卻不屑。一位同行如此評價:它走偏啦,不就一個大衛生院嗎?

王際德對此相當激動,26年,我們沒向國家要一分錢,自己養活職工,掙回大型檢查儀器,服務了病人,錯在哪里?是的,我們沒有尖端技術,但我們看的就是常見病多發病,提供的就是中低端醫療,錯在哪里?醫療機構,不就應當是分層次滿足不同需要嗎?

“擠”出來的笑臉 

放心、方便、實價和醫生的笑臉,可融化疾病帶來的寒冰。然而,當下病人普遍求之而不得。

商職努力去做,因為只有病人笑了,醫院才笑得出來,醫生的命運和病人的命運結成了一個生命共同體。是體制改變的力量“擠”出商職的笑臉,是“市場”這只手破解了看病難。

人是特殊商品,在醫療體系中,有兩點不能徹底市場化。一是公益,這是醫療的底線。最底層群眾的生命權,普遍層面上的最基本健康權,公共事件中的救死扶傷,應由政府保底。二是技術,這是醫療的天空。醫療技術的探索與進步,應得到政府的扶持和鼓勵。

在此前提下,商職具有標本意義。商職改革摸索的26年,正好是國家衛生部啟動醫改的26年,商職是被逼出來的一個樣本。它須依賴病人而生存,醫生須視病人為衣食父母,醫患相依,結果正如商職所實踐,共生共存。

但商職不能包打天下。商職只是面對中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醫療,事實上,人群和疾病都遠比此復雜,醫療供給也應當分層次,有高低,各側重,多樣化。

能造就各有定位、合理分割、充分競爭醫療格局的,只有“市場”這只神奇的手。在醫療領域中,“市場”不是一個可怕的詞,市場會將醫院的命運交與病人,從而讓醫生和病人平起平坐,換位思考。這是一張藥方,痼疾已久的看病難看病貴、醫患矛盾、不良醫風等頑癥,或能因此有治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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