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第二個階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階段大致是從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了。在這個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文件，就是《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這個文件里對于經濟體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觀點，其中有兩個受批評的觀點進入了文件。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計劃。還有一個觀點是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這些觀點在80年代初期還受到批評，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時候能夠進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改革實踐的呼喚。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我國開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農村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這個制度后，農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來的農民就想搞點別的經營，比如廣東有養魚的，養的魚多了，一個家庭或者幾個人忙不過來的時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幾個人。還有安徽蕪湖炒瓜子的年廣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別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紀80年代初，雇工的現象多了，有的人認為雇工就是剝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資本家。這是改革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是市場需求帶來的。有的經濟學家在馬克思的相關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關的論據，說雇工不能超過8個人，超過8個人就出問題了。馬克思也沒有原話這樣說，只是大致這樣一個意思，所以當時就有“七上八下”的說法。雇七個人可以，但雇八個人就不行。對這個問題怎樣來處理，怎樣來對待，都需要在理論上給予解釋。
另外，改革的實踐還有一個，就是當時大批上山下鄉的知青開始返城，全國有1700多萬知青要回到城市來就業，加上新生的幾百萬勞動力，當時我國就業形勢也非常嚴峻。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統一安排。所以國家就采取了廣開門路、自謀職業的辦法。在天安門廣場邊上的前門，大街邊上，有些人召集幾個知青賣起了大碗茶，當時很便宜，2分錢一碗，收入還不錯，這幾個知青干得特別好?，F在大碗茶公司還存在，在前門大街上。就在這種情況下，自謀職業、自謀生路，多種經營就開始出現了，個體戶就開始出現了。對于這些在市場的大潮中產生出來新興的現象的解釋，也需要中央政府給予回答，這是一個改革實踐的呼喚。
此時的對外開放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我國1980年設立了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這些經濟特區實行的和內地的一些城市的經濟政策是不一樣的。經濟特區是實行完全的市場體制。這些特區經過幾年的發展，非常的好，確實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經濟特區那種體制下，經濟活力相對而言比內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開放的實踐呼吁在理論上應該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論界的推動。理論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經濟，要擴大市場，要正確處理好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這時候中國社科院受中央領導的委托寫了一篇大文章，叫《關于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經濟的這些觀點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和分析。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見都說這篇文章寫得好，關于商品經濟這篇文章寫得好。因此，理論界在推動中央往前走一步的決策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央對商品經濟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中央非常重視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組。剛開始的時候，因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還比較有市場。但當時的中央領導希望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適應市場的需要，適應改革實踐的需要，也順應理論界的呼聲。后來調整了起草班子。在報告初稿寫完以后，中央領導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征求各界意見。為了慎重起見，還問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理論上能不能立得住，和憲法有沒有沖突，與會的學者和理論界的專家都認為沒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一位中央領導給其他常委寫了一封信，主要講了三個意思。一個意思就是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一個是在當前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方針應該是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第三個意思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給概括得非常突出，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領導的認可。在這一系列的改革實踐的呼喚、理論界的推動，中央的決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這個文件里面，就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二屆三中全會雖然就開了短短的一天，但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舉行的中顧委的會議上，鄧小品同志就講，這個文件他沒有寫一個字，但是寫得特別好。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說了一些老祖宗沒有說過的一些新話，是一本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科書。他對這個文件的評價非常高。陳云同志也表示，這個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個好的文件。大家對這個文件評價都很高。但是，又出現了一些問題，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雖然提出來了，但究竟商品經濟和有計劃如何結合，以前沒有做過，沒有經驗。這時候就想到，看一些國外的知名專家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國外搞商品經濟或者搞市場經濟，搞了很多年了，他們有經驗。在1985年9月，我國召開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國邀請了一些國際上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匈牙利的經濟學教授科爾奈，包括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詹姆斯?托賓，還有好幾個比較知名的國際學者。與此同時，在這個會上，國內的一些著名經濟學者，薛暮橋、劉國光，包括高尚全、馬洪，吳敬璉這些人都參加了。這個會議上有很多的觀點發生了碰撞，其中科爾奈的觀點受到了大家的重視，科爾奈說，縱觀整個世界，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兩種，然后他在兩種的基礎上分了四類，一種是計劃經濟里面的兩類，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協調，就是完全的計劃經濟。其二是間接的行政協調，就是比較寬松的一種計劃經濟。在市場經濟這塊，世界模式上也有兩種，一個是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也就是說完全的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還有一種市場經濟就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的。他建議中國實行有宏觀調控的市場調節。這種觀點也影響到了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當時我國經濟學界圍繞商品經濟，有很多的觀點，包括板塊論、滲透論、層次論、時空論等等、。針對這些論斷，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鄧小平同志談了一次話，說為什么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學蘇聯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后不要再講這個了。綜合實踐發展和小平同志講話的精神，黨的十三大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上又邁出了一步。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應該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很顯然就突破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把計劃和市場的作用放到一個全國的范圍之內，不再是主、輔了，也不再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是國家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