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傳媒大亨默多克新聞集團的前英國女總管、國際新聞公司前首席執行官麗貝卡·布魯克斯被倫敦警方逮捕。
新華國際時評:“竊聽黑幕”誰之過
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愈演愈烈。17日，該報所屬的國際新聞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布魯克斯被倫敦警方逮捕，后于午夜被保釋。當天，倫敦警察局長斯蒂芬森因被指責與上述兩家機構交往甚密而宣布辭職。此前不久，曾先后任職于《世界新聞報》和英國政府的庫爾森，也被逮捕。
至此，“竊聽黑幕”之水越來越深，已不是一起簡單的偶發事件。有英國媒體評論說，這起事件動搖了公眾對警察、媒體和政界的信任。這三者交織而成的社會生態，成為拉扯“竊聽黑幕”的有形無形之手。
《世界新聞報》能夠“順利”踐行“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新聞”的“價值理念”，背后可能有權力機構的“影子”。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前媒體主管庫爾森，在擔任《世界新聞報》高級編輯時，就曾宣揚“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新聞”，而以賄賂向權力尋援則用來“鋪路”。
據英國媒體報道，倫敦警察局長斯蒂芬森曾多次接受《世界新聞報》的“美意”。此外，他在一家療養院免費療養市值過萬英鎊，而療養院的公關顧問沃利斯曾經的名片，分別是倫敦警察局媒體顧問、《世界新聞報》副主編。如果斯蒂芬森一邊拿著納稅人的錢做局長，一邊卻收取侵犯公眾隱私等權利的機構和個人的好處，那么他實際上也喪失了“底線”。公眾不禁會問：這樣的司法能“獨立”嗎？它們對竊聽的調查、執法，會“公平”嗎？
《世界新聞報》一而再、再而三侵犯公民權利，政府的監管和對人權的尊重卻明顯缺失。事實上，這家報紙的“關系滲透”不僅限于司法，它與英國政界也有著復雜的聯系。據報道，因竊聽丑聞而從政府離職的庫爾森，曾在促使《太陽報》支持保守黨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政治學教授貝爾指出，竊聽事件“幾乎成為英國的治理危機”，“人們感覺事態已超出控制”。最近，卡梅倫呼吁制定新形式的媒體監管，以結束新聞機構與英國政客之間的“舒適關系”。
此次竊聽丑聞發生后，英國媒體陸續披露：傳統嚴肅報紙《星期日泰晤士報》曾竊聽英國前首相布朗，而《太陽報》等媒體在10年時間里，也參與了對布朗的竊聽。《世界新聞報》喪失職業倫理、越過社會底線，雖令公眾震驚，但其所做所為并不是孤立發生的。
《世界新聞報》在其最后的社論中曾說：“我們迷失了方向。”對此，英國的媒體、司法和政界同樣應反躬自問：自己在縱容“迷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讓社會生態能有清晰的“路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