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為本，盡量為市民解決問題，是官方應該做的

換到政府部門的角度，就近安置“絕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居民所看中的那塊地上，當時還聳立著一批老屋邨。預計要到2009年，新的屋邨才能落成。要滿足居民的要求，“整體重建計劃”就必須延期三四年。

拖延大型工程，不僅會影響政府信用，也意味著香港的納稅人可能為之付出更多的錢。香港媒體報道指出，牛頭角下邨如果拖延拆遷，“估計每年要多花保養維修費用約1700萬元”，還強調事件已經“引起審計署關注，不排除會跟進調查”。

對外界的種種聲音，下邨二區的一群居民“見招拆招”。通過調查問卷，他們清晰地表達出民意——為了就近安置，絕大多數居民都愿意等待3~5年。

他們還學會了“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如果政府給我們這塊地，讓我們老人家一起搬過去，那往后政府的麻煩就少了。”李達旋一板一眼地分析起來，“老人家適應上沒什么問題，政府也就不用花錢資助一批社工來照顧他們了。”

通過朱淑芬的聯系，居民們約見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工作人員，從基層的房委會委員，到更高級別的房屋署助理署長。會面的流程都是相似的：幾位老住客陸續“講苦況”，“擺道理”，負責主持的李達旋作最后陳述，強調“居民的要求很強烈，我們一定會鍥而不舍地努力”，最后，邀請官員作出回應。

“今天，我只是來聽聽居民意見的。”“我們會把大家的意見記錄下來，跟署方反映。”官員的發言也每每雷同。

一群居民還不知道，表面上頑固得“像鐵板一塊”的政府部門，此時已慢慢松動。在房委會內部，對牛頭角下邨二區的拆遷問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在香港，掌管房屋問題決策大權的房委會有著一套獨特的決策機制。20多名委員組成一個決策小組，半數委員是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官員，另一半委員則是由行政長官親自委任的“社會人士”，其中有專業工程師、商人、社工等。

“延期問題只是借口而已，既然我們有多余的土地，為什么不能滿足市民需求呢？”來自民間組織香港公屋聯會的委員王坤提出。

“為什么住公屋，就一定要住到山溝里呢？一個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受影響了，這又等于多少錢呢？”另一位身為資深社工的委員吳水麗這樣認為，“房委會應該盡量聽取居民意見，他們是實際住在那里的人。”

不久之前，這兩位“非官方委員”都曾與居民會面。為了幫助居民，他們特意去找當時的房委會主席鄭漢鈞，“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位主席當即含蓄地表示，他會“認真、審慎地考慮一下”。

接管房委會之前，鄭漢鈞是香港頗有威望的高級結構工程師。上世紀90年代末，香港公共房屋爆出“短椿丑聞”，一批居屋（注：類似于內地的經濟適用房）被查出有嚴重的結構漏洞。為了調查此事，挽回政府信用，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委托鄭漢鈞出任房委會主席。2000年10月，“臨危受命”之時，他已73歲。

“老人家最知道老人家的心意。”鄭漢鈞還記得，聽聞居民的訴求時，自己的第一反應是“非常之同情”。出生于天津的他自1958年起便把家安在了香港跑馬地，從此再沒搬過家。

戴一副金絲眼鏡、習慣穿一身筆挺西裝的他決定親自到牛頭角下邨“巡視一下”。居民與他聊天時的那份“誠懇”讓他印象深刻。“他們不是亂要求，那里的環境、鄰居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離開那里會擾亂他們的心情和健康。”

鄭漢鈞隨后安排房屋署官員制作一個可行性報告，仔細分析下邨二區的老房子還能支撐幾年，而原本為下邨居民準備的其他公屋單位又該如何再次分配。在這位高官看來，“以民為本，盡量為市民解決問題，是官方應該做的”。

2002年6月7日，房委會決策小組開會討論這一拆遷問題。根據房屋署的專業評估報告，下邨二區的樓宇結構可以在延期時間內繼續維持。來自房屋署的委員作出讓步，鄭漢鈞最終拍板，表示房委會決定“順應居民要求”。

會議才開到一半，吳水麗與王坤便走出會場，宣布房委會的決定。在房委會大樓底下，十幾位年邁的老人已經舉著橫幅等候多時。聽到這個好消息，一位頭發灰白、背著小挎包的婆婆忍不住拿起麥克風，用顫抖的聲音連連感謝兩位委員。

第二天，香港有報紙刊登評論，將政府此次決策稱為“德政”。

時隔多年，朱淑芬依然用“奇跡”來形容這場官民互動。“這種由下而上，由居民去影響政府，然后真的有所改變的例子其實不多。”

如果政府早點知道什么是我們需要的，什么是我們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

“多謝你，553房，照顧了我們一家人這么多年！”2009年夏天，快將離開牛頭角下邨時，何用攝像機把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拍了個遍，邊拍老人邊自言自語道。

不久后，何與老伴便和3100多戶人家（此前有1000余戶已先行遷至他處）一起，把家搬到了牛頭角上邨。鄰家的老太太，又與他們一家住上了同一幢樓房。

剛搬入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時，何常常在家里“迷路”，心里想著去浴室，結果就進了廚房。那個他住了42年的家，原本小得“轉個身就到床”。

可是很快，他的生活又回到一貫的節奏。清晨，他先去相熟的酒樓吃點心、會茶友。緊接著的白天，他就在牛頭角不同的社區中心參加活動。在新家的床頭，他掛起了一本大日歷，小方格里用紅筆填滿了日程：二四六學太極，一和五去電腦班，時常還得去幫忙籌辦社區活動。

新家附近的一切生活設施，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如指掌。就連整個新屋邨的結構與設計，他都如數家珍。“你看，從這里到半山，有11.5米，到山頂，就有15米了。”“這個屋邨一共有300多張長椅，每一張的材料都是環保膠。”

事實上，還在下邨等候搬遷那會兒，何與一群居民就參與了這個新屋邨的規劃。

2002年夏天，“原邨安置”決策一出，房屋署的一群建筑師就開始規劃位于牛頭角上邨的新屋邨。

“如果政府早點知道什么是我們需要的，什么是我們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在一次居民會議上，有人提出。他喜歡到不同的公共屋邨閑逛，結果發現許多由政府一手建造的設施剛剛落成就出現問題，不停修修補補，“很擾民”。

對于向政府表達意見，大家此時已信心十足。“原來，愿意付出和理性地提意見，是真的可以帶來改變的。”李達旋說。

一群居民紛紛提議，自己要“關注”新家的設計。對建筑規劃一無所知的朱淑芬硬著頭皮，再次協助居民聯系房屋署，要求該部門向居民“闡述重建項目的規劃和設計”。

不久之后，房屋署的建筑師王國興真的抱著一大堆設計圖紙，來到牛頭角下邨，會見一群居民。“他們是用家，是以后真的要住在那兒的，我覺得應該給他們交代一下。”這個年輕的建筑師說。

讓王國興沒有料到的是，居民對新家的設計疑問繁多。

“晾衣服的地方怎么設計在抽油煙機旁邊啊？這樣我的衣服不是白洗了？”

“插頭安在哪呢？不能太低啊，老人家夠不著的。”

“我們的窗戶不能做成落地的嗎？那些私人樓都是落地窗戶的。”

“樓外面不能多放些椅子嗎？這樣我們可以坐著聊天。”

居民們還給王國興送上一本親手制作的小書。在這本花花綠綠的小冊子上，大家列出了他們利用周末一起去“逛屋邨”時發現的香港公屋的種種問題，還附上了自己拍攝的圖片、搜集的數據，并一一寫下具體的建議。

“如果你提的意見我們可以做到，做了之后又對居民更好，那為什么不去做呢？”本著這個“簡單”的想法，房屋署的建筑小組采納了許多居民的建議。

多年以后，前往牛頭角上邨參觀的趙路興驚訝于這個廉租房群落細致的規劃。他來自中國內地，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發現，房屋署的建筑師們甚至專門研究了季風對高樓的影響，以便讓廉租房的通風效果更好。

“這是我們做高檔房地產都不會考慮的。”趙路興感慨。

在居民的提議之下，牛頭角上邨還有著成熟的公共空間：整個屋邨添置了300多張長椅，方便居民休憩與閑聊。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熱發燙，房屋署放棄了原來的不銹鋼材料，采用居民提議的環保材料。山腳的大型廣場上，按照居民提議，撐起了一個白色帳篷，方便社區舉行大型聚會。

這也讓趙路興得到啟發。“以前我們設計保障房，光想著房子里頭怎么弄，沒想到其實這些低收入住戶，他們也需要戶外空間，去互相交往。”

在長達數年的互動之中，政府與民眾之間“互信多了”

“那時候我們和房屋署，什么都可以商量。”坐在位于37層的新家之中，何對一切都感到很滿意。

聽取居民意見后，房屋署在屋邨內增加了許多有利于老人的設施。從山腳到山頂，不銹鋼扶手隨處可見，方便年邁者扶著行走。每一條殘疾人通道都寬敞平坦，可讓兩架輪椅同時通過。大樓之內，藍色的指示牌映襯在涂著黃色油漆的墻面上，字體特大而清晰，方便老人在每一層20多個單元中順利找到自己的家。

“他們是講道理的，我們交流的模式，完全不是他們故意針對我們，我們又不停地為自己辯護。”王國興慢悠悠地比劃著手勢，回憶當年與居民的交流。他習慣用“互動”來形容這種交流。在長達數年的互動之中，政府與民眾之間“互信多了”。

“我們不再去管設計到底漂亮不漂亮，或者是不是我們政府最想做的，完全是街坊想做什么，我們就去幫他們實現。”王國興說。

在趙路興看來，廉租房修建過程中這樣的公眾參與，內地城市相較之下“還有很大差距”。“他們的建筑師可以聽到居民意見，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么，我們建筑師聽不到。”

不過，在王國興眼中，即便在香港，牛頭角上邨的模式也“難以復制”。

“以前我們也有咨詢公眾意見，但那是單方面的，其實是我們先把一個東西做好了，然后問大家覺得好不好。”王國興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著說，而房委會“原邨安置”的決策，給了房屋署一個契機，讓政府“從零做起”，“和街坊一起做一樣東西出來”。

這么多年過去了，別人還記得我，真是沒白做這個房委會主席

在全港700多萬市民中，約有30%的市民長期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這些廉租房的單位面積為30~60平方米不等，租金約為同地區市場價格的1/4，為一批底層市民提供了有保障的安身之所。然而，在普通香港市民的心中，“屋邨”并不僅僅意味著價格低廉的福利住房。

拆遷之前，牛頭角下邨二區吸引了許多懷舊的市民。有人特意去為一幢幢老舊的樓房留張影，有人去尋訪40多年前就開始經營的傳統美食，一碗牛雜，或一碗鮮蝦云吞面，也有人只想去感受一下那種獨特的鄰里關系。

“在社會現實的急速發展過程中，我們都迫不得已地經常要跟所愛所屬的說道別，唯一令我們安慰的，就是我們一同經歷的種種喜怒哀樂，日常種種片段點滴……集合沉淀起來便是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探訪牛頭角下邨之后，香港作家歐陽應霽這樣寫道。在他眼里，每一個舊社區都有它“獨特誘人的老味道”。

歷經一年多的拆除之后，牛頭角下邨眼下蕩然無存，不久之后，空置的土地上將重新興建一個大型社區活動中心。

為了保存舊社區的集體回憶，王國興特意在新屋邨的山腳下設立了十幾個玻璃壁櫥。射燈之下精致陳設的，是他從老住客那兒淘回來的一批舊物品：一個繡花盤，一張黑膠唱片，一套雕花陶瓷茶具，幾部海鷗牌相機……

房屋署請來一位攝影師，專門為牛頭角下邨二區留存下生活片段的影像。那條空曠無人的悠長走廊，一位老人打開家門的瞬間，幾個街坊笑著聊天的一幕，都被一一收進了相機。照片隨后被打印放大，掛在新屋邨的里里外外，變成了新生活的背景。

“其實這些我們都不用看啦，都記得。”在一幅記錄下邨中秋晚會的照片前，有居民笑著說。許多居民最滿意的，是搬遷之后，“那份情還在”。

走在屋邨附近，何總會聽到有人大喊一聲：“何伯。”他老了，漸漸想不起眼前那些老街坊的名字，可一句簡單的問候就讓他的眼睛笑成了兩條縫。在菜市場，魚檔老板與他相識多年，老人還沒走近，鮮魚便已為他切好。

“只買那5塊錢的魚，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生意難做啊。”說起這些，何一直地笑。妻子常去女兒家中幫忙帶外孫，何在屋邨里自得其樂，堅持每一頓飯都自己做。

為了感謝多年以前房委會作出的決定，搬遷之前，一群居民特地邀請鄭漢鈞“重游故地”。“這么多年過去了，別人還記得我，真是沒白做這個房委會主席！”這位已經卸任的高官馬上接受邀請，穿上一身深藍色西裝，來到了下邨。

李達旋至今記得，這位主席“毫無官樣”。他與老街坊在屋邨的籃球場上邊走邊聊，還不時拿起自己的高級單反相機，對準老屋。

“我最滿意的是可以讓居民，特別是長者，可以很健康，無憂無愁地安享晚年。”時隔多年回憶起當年的決定，鄭漢鈞說，“作為決策者，我自己都有一份滿足感。”

當年的決策現在已經融進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新屋邨的山腳下，兩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坐在一棵大榕樹旁回憶過去。

“那時一大早起來，1個先令買個叉燒包，吃了就去上班。”

“什么工都做過了，港島那幢什么樓，現在還在的那幢呀，我有份鋪水管的。”

“美心（餐廳）這個燈箱啊，我年輕時不就是做這個嘛。那時哪有現在的人幸福啊，有什么做什么……”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30多歲的時候他們便已相識，常常互相介紹工作。后來，他們一人扶著拐杖，一人坐著輪椅，一起從牛頭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 陳倩兒 圖片為香港房屋署提供） 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