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月15日電(陳伊昕)本月初，中央民族大學一名副教授被曝向學生強制售賣自己所編著書籍，持續引發輿論關注。中新網記者調查發現，強制售書雖是比較極端個例，但部分高校確實存在教師變相推銷圖書的現象。有學者對此指出，教師課堂自薦圖書，或出于包銷圖書的壓力。

教材的那些事兒：部分教師變相售書

1月6日，中央民族大學發布公告稱，對該校副教授薩茹拉的師德問題展開調查。媒體報道，多名學生向校紀委反映，該教師曾強迫同學購買自己編著的書籍。教師在課堂上變相售書的情況是否普遍？學生們如何看待這種做法？為此，中新網記者展開了調查。

—一場課堂“直銷”

宋宇曾就讀于河南某高校文學類專業本科，據他回憶，其專業有一門秘書學的教材由任課教師編著，老師曾在課堂上推薦學生購買，“但并不強求”。購買方式為從教師處“直購”，價格為原價的8折。

然而，宋宇指出，教師要求買書的同學報名，由班委記錄買書者并代收書款。在他看來，“由此生成的一份買書名單，老師會怎么處理并不透明”。雖未提到這一做法和學生成績的關系，但他表示，“這本身會讓學生有不好的聯想”。由此，他指出，教師在推薦圖書時應適當避嫌。

另據宋宇所講，該教師課上同時還向學生推薦與該專業相關的某證書考試，同時鼓勵學生參加考試時購買自己所編書籍。

他還提到，該校一門全校必修課的教程為副校長所編，教材的錢已含在入學時所交的各種費用里。但有些時候，發放教材與課堂用書并不一致，或者用電子資源和二手書代替課本，部分學生會選擇退訂教材。對此，宋宇說，自己并未留意教材能否退掉，“沒聽說有人退，新生啥都不知道，而且覺得麻煩。”

—學生的疑惑：教材能退嗎？

四川某高校經管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連卿，在談起大學教材時略顯無奈。據她回憶，書本費“不能不交”，但學生不想使用的教材卻又“不能退”。連卿曾就此事問輔導員，得到的答復同樣是“不能”。

連卿說，并非所有老師都會按照教材講課，曾有老師在開課時詢問同學學校教材科發了哪本教材，在發現和自己課堂使用的教材不一致后，告知同學要更換教材。對此，連卿認為，有些教材在發放的時候，也并未跟任課老師溝通，“反正我們同學里不想買書的占大多數，主要是都用不到，一學期下來都是新的。”

“我們拿到的教材直接就是本校老師的作品了，我們都沒法選！”曾在四川另一所大學就讀傳播類專業的龐翼說。他同時補充說，“感覺他們書里寫的內容有點過時”。

“好多都這樣，大學里這種情況太嚴重了”，龐翼表示。當問及為什么不向學校反映這種情況時，他說，雖然同學們有意見，但大部分人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對此，連卿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也沒見有人真不交錢的，都是說說就罷了。”

記者發現，不能退書的情況存在校際差異，也有做法比較靈活的高校。曾在上海某高校就讀本科的陳本介紹，其所在學校實行自主選課，選課時會自動對應一本或以上教材，其中有可能會掛鉤任課教師自編教材。但是，學生前往教材科領取時可以自愿地選擇性購買，也可以在學校規定的期限內退訂教材。

—一次“打包式”薦書：學生集資購書，教師要走發票

從上海某高校法律類專業本科畢業不久的牛午坦言，曾在某任課教師的建議下，特地前往一出版社幫全班同學購買教材。他提到，這位教師在推薦業界權威著作時同時，附帶推薦了自己參與編著的一本案例書。

牛午講到，由于覺得老師會用到這本書，期末考試會在上面劃重點，當時全班60多個學中，大約40人購買了老師推薦的權威著作以及該老師參編的書籍。牛午的同學黃竇當時也修了這門課程，她說，“我當時兩本都買了，但老師編的那本一頁也沒看，最后處理舊書時就賣了五毛錢。”

“四十幾塊錢的書，大部分同學把它當磚頭了”，牛午說，自己并沒有購買這本書，考試范圍和書也沒有關系。對于老師自薦圖書的行為，牛午表示，“可能還是為了促進自己的圖書銷量吧，情有可原。”

牛午還提到，當時幾個同學將這八十來本書從出版社扛回學校，所開具的發票則交給了老師。至于該教師對這張發票作何處理，牛午并不清楚。

—“不買教材拿什么考試？”

車爾是華東一所知名藝術類院校的畢業生，她說自己沒有遭遇強制購書的經歷。但她指出，“有些老師出的書還是要買的，雖然不是強制，但是抱著不得罪老師的心態，一般都會買”，可是“有的壓根兒不看”。

但車爾表示，“我認為這是正常的事情，學生上學需要買教材，不能因為教材是自己老師編的就不買”。她認為，老師不會總出書，因為次數不多，所以老師著作自己會出錢單買。她同時反問，“不買教材拿什么考試？”

一些情況下，教材和考試的關系值得玩味。在職研究生滕鵬正在攻讀北京某知名院校一文科類專業，據他介紹，英語課是該專業的必修課，雖未出現老師強售自編教材的現象，但他指出，“當然你也可以不買，但考試試題就是書上的”。而就教材本身，滕鵬用了八個字來形容：質量很爛，價錢尚可。

學者：部分教師出書有包銷任務，銷路不好只得推給學生

盡管上述受訪者談了一些曾經遭遇的教師變相售書情況，但在中新網記者此次采訪的16人中，10個受訪者都表示，大學老師對課程教材的選用并沒有硬性要求，一般都會選擇權威出版且廣受業界好評的優秀教材。

這一做法有規可尋。2014年7月，教育部為教師劃定的“紅六條”中指出，嚴禁通過向學生推銷圖書、報刊、生活用品、社會保險等商業服務獲取回扣。同年10月，中共教育部黨組印發《關于深入推進高等學校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意見》則明確，嚴肅查處利用職務插手教材教輔選用的問題。

教育學者熊丙奇指出，按照目前出版體系，高校老師被要求包銷圖書，這就使得部分高校老師可能會在課堂上推薦自己編著的書籍。

據悉，所謂包銷圖書，通常是指作者出錢向出版社購買書號以出書，有些出版社用一部分圖書或全部圖書來代替稿費。如此一來，作者手中握有大量書籍，相當于承包了銷路，如若沒有旺盛需求，則砸在自己手中。

對此，曾出版多本書籍的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葛長銀向中新網記者表示，由于應用型書籍等暢銷書好賣，作者靠拿稿費，一般不會包銷圖書。然而，寫暢銷書的作者畢竟有限，絕大多數與出版社合作出版教材的教師，通常存在包銷圖書的現象。

有學者提到，出版社是營利機構，覺得書籍有市場就會出版，但有些書籍或許本身在學術上非常出色，但由于沒有市場，就會被要求包銷圖書。一位從事圖書出版的人士也對中新網記者表示，如果圖書沒什么市場但出版社愿意做，無非出于兩個原因：自費出書，或者人情需要，而前者一般是作者本人回購書籍。

熊丙奇對中新網記者表示，出于評職稱、各種考核以及個人出書意愿等多種原因，教師會選擇出書，比如用課題經費來支付一部分出版經費，否則就要自己掏腰包，“有的包銷要一、兩千冊，如果自己不能消化掉，可能會通過學生來購買。”

此外，葛長銀還提到一種合作出書的情況：幾位大學老師一起出書，每位老師參編幾章，就可能有按比例分配的包銷任務。如果由不同學校的教師參與編輯，那么包銷時針對的學生群體則更廣。如果能聯系多個學校，書的使用量就相應提升。

一篇2010年的報道指出，曾有一位自費出書、主動包銷的高效教師攢出一本教材欲出版，其“底氣”就是，每屆學生有500人修習，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而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只能檢查編輯、校對錯誤，沒人審讀專業性強的作品，“一般錢給到位了就都給出了”。有聲音指出，這使得教師專著質量參差不齊，或成暗疾。

葛長銀同時指出，根據出版社的不同，出版圖書的費用不一，有的書號能賣到上萬元。由于知名出版社的書號貴，作者就會選擇小的出版社，而有些出版社正是靠賣書號得以生存。

“這并不是個好現象，書畢竟是圣潔的東西。弄那么多廢紙，這不僅浪費資源和財富，也暴露出高校教師考核機制存在問題。”葛長銀說。(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