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時的毛澤東
1934年10月，第5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走上了長征之路。在通過敵人湘江封鎖線時紅軍傷亡慘重，指戰員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人左右。在嚴酷的形勢下，黨和紅軍對自己的失敗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許多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從切身的感覺中逐漸認識到“左”傾路線的錯誤和危害，一些曾經支持“左”傾錯誤的同志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在毛澤東的耐心說服下逐步改變了態度。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貴州遵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參加遵義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朱德、陳云、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其他人員還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在會上，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的錯誤，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并在組織上做了必要的調整。陳云同志在會后不久寫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手稿中記載了會議在組織上的調整情況：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當中討論；3.常委中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三人團”，軍事指揮者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擔任，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份手稿為研究遵義會議的歷史提供了最珍貴的資料。遵義會議之后，在紅軍轉戰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鄧小平曾經指出，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實際上對軍隊的指揮和重大問題的決策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表現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談話情形的雕塑
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召開的，又是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會議，一般人并不知道開會的時間和地點。50年代初尋找和確認會址時，一度根據群眾傳說，將市內一處天主教堂認定為會址，并在那里掛出了“遵義會議紀念堂”的牌子。1954年，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同志提供了一條線索。19年前，他作為紅三軍團政委參加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即遵義會議。他清楚地記得，會議是在遵義當地最氣派的一棟樓房里召開的，樓房的主人是一個姓柏的黔軍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