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市場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時候會動，什么時候不會動

“錢荒”事件發生20天后，李克強公開闡述了自己的宏觀調控思路。7月9日，在廣西舉行的一場經濟形勢座談會上，他說：“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

這并不是李克強首次提出“合理區間”的表述，但卻是他第一次對“合理區間論”做出的具體闡釋。他解釋說，所謂“合理區間”，是指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經濟運行在這樣一個合理區間內，政府就不去干預刺激，而是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合理區間論”提出的當下，正是中國經濟去年最困難的時期，出口數據大幅波動，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唱衰中國”的聲音在國際輿論中此起彼伏。更令市場擔憂的是，沒有人知道政府會不會救市。一位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當時不要說社會上，我們自己一些工作人員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很疑惑，政府怎么還不采取措施？”

長期以來，政府部門曾追求高度靈敏的調控政策。“豬肉價格降了，我們馬上補貼農民，修冷庫增加儲備。結果冷庫還沒修完，價格又上去了，根本跟不上市場。” 這位工作人員說。

而“合理區間論”的意義在于，它給了市場主體一個明確穩定的預期，讓他們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時候會動，什么時候不會動。“既不讓市場覺得，一有困難政府肯定出手，也要讓市場相信，真正遇到了困難，政府不會不管。”他說。

如同一劑“定心丸”，“合理區間論”很快獲得了國際國內市場的積極回應，香港恒生指數和上證綜指受此鼓舞，小幅走高。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認為：李克強為經濟增速劃下了一條線，給中國和全球股市提振了信心。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則認為，這是中國領導層向市場和公眾發出的“明確、堅決的信息”。

“合理區間論”提出兩個月后，中國經濟開始表現出明顯的回暖跡象，研究機構也紛紛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表示，此前“唱衰中國”的論調純屬假警報；創造“金磚四國”概念的美國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稱：“我堅信中國10年平均增速7.5%的抱負很可能實現。”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事后分析，“上下限管理”和“合理區間”的說法，對提振市場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此認為，今后的經濟不會比2季度更糟糕，應該會上去，所以我有錢就要花，有錢就要買設備、雇工人，事實上達到了激活貨幣存量的目的。”馬駿說，“去年3季度中國經濟企穩回升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合理區間論’的提出，給了市場一個穩定的預期。”

10月21日，李克強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經濟形勢報告時，再次拓展了對“合理區間”的表述。他說：“我們要引導市場預期，確定合理區間，下限是經濟增速不低于7.5%左右，上限是CPI不超過3.5%左右……在這個區間內，盡可能釋放改革的最大紅利。”

一位政府人士后來評論說，每個經濟指標都有一個上下浮動的空間，但把幾個指標聯系在一起，制定出一個區間，這是一種“創造性發明”。“這源于克強總理深厚的經濟學理論功底，也源于他多年執政地方、中央積累的實踐經驗。”

我們能感受到，總理有很大的改革動力和決心

去年3月，李克強出任總理當天，一篇報道這樣寫道：“當多數國人對這位中國經濟巨輪的新任掌舵人充滿期待之時，熟知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專家學者，卻對未來的航程不無憂慮……全球經濟復蘇的腳步乏力，而中國正面臨學界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個形象的比喻是：中國經濟患上了一種“病”，身體“又虛又滯”，一方面需要“補”，但同時又消化不良。而李克強給這種“病”開出的藥方，就是改革。就任總理一個月后，他主持召開首次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時說：“針對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次矛盾，要對癥下藥……根本上講還得靠改革，通過改革固本培元，增加經濟發展的元氣。”

在許多境外媒體報道中，李克強最鮮明的標簽是“改革”和“市場”。十八大過后6天，他主持召開座談會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成為當年網絡最熱的金句之一；而在就任總理當天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他公開承諾，要用壯士斷腕的決心自我革命，“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事實上，記者會結束后第二天，李克強便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主題就是研究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事項。會議將《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內容分解細化為72項任務，逐項明確責任部門和完成時限。李克強明確要求，各部門要按季度列出工作時間表，“扎實推進改革”。

一位國務院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最近一年來，她見證了很多改革“加快推進節奏”。她說，過去各部門想改革，需要自己報方案請求批準，而現在，國務院領導會主動詢問各部門，“你們有什么改革方案”？

這位工作人員透露，她所在處室正在協調24項改革研究課題，而且“研究和落地同時進行”。她和同事們的工作內容，早已從過去的“傳遞文件”變成了“督辦改革”。

“我們能感受到，總理有很大的改革動力和決心，很想改。”這位工作人員說，“我們正在研究的一些改革進程，可能會進入國務院常務會討論，還可能被列入政府工作計劃，這些都使我們感覺到，改革在提速。”

2013年，李克強先后兩次主持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他還多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措施嚴控新設行政許可、部署推進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等舉措。截至當年12月，國務院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等事項。

而這些以“削權”為主旨的改革，換來的是市場的大大松綁和社會活力的充分釋放。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各類企業登記數同比增長27.63%，其中民營、個體企業增長29.98%，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實際是“市長經濟”或“縣長經濟”，政府負責人像是那個地區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新一屆中央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厘清市場和政府的權力邊界，讓市場發力。而政府致力于回歸市場的改革，相當于“再造中國的經濟發動機”。

改革當然會遇到阻力。一位工作人員透露，此前推進的一些改革，也曾遭遇個別部門抵制，但李克強總理的改革決心更為堅定。他在去年11月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要民意為先、舍利為公，有敢啃‘硬骨頭’的勇氣，義無反顧、一抓到底。”

他同時提出，要依法行政、依法監管、“放管結合”，建設法治政府。“政府不能當‘司機’，直接開車上路，但要管好服務的‘路燈’和‘紅綠燈’，當好監管的‘警察’。”

有媒體發表評論認為，2013年，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源源不斷釋放的“紅利”，是中國經濟“反轉”的重要驅動力。一位政府人士對此也持相同觀點：“簡政放權本身就是宏觀調控的重大措施。行政審批事項的取消下放還在一步一步推進，這對市場預期的改變非常重要。改革是一個長期見效的過程，不僅會影響當前，也會影響長遠的市場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