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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北京的小學生升入初中，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多少？

當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員把調查得來的數據匯總，最后得出的數字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北京各區縣“小升初”渠道多達10多種，2010年北京市8個城區“小升初”入學方式竟高達15種。

“混亂！復雜！吃驚！”是日本名古屋大學在讀博士生劉靖參與《北京市“小升初”擇校熱的治理：路在何方？》研究課題后的感受。

這個專門研究北京“小升初”的課題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持，一些中小學校長、教師、學生家長、教育行政領導、媒體記者也參與其中。通過深度訪談、調查研究、理論研討，以及網上線下的問卷調查，最終形成了完備的報告。今天，研究院對外公布了研究結果。

所有看到這一結果的人，有一個共同的感受：觸目驚心。

北京“小升初”日益偏離《義務教育法》

劉靖是北京人，本科畢業后到日本讀書。從讀碩士起，他就開始關注中國的基礎教育問題。今年年初得知21世紀教育研究院進行“小升初”專項研究后，他主動要求參與，并特意回國幾個月。

在最后形成的研究報告中，劉靖承擔的是第一部分：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演變。

劉靖找到了北京市教育部門從1993年后幾乎所有關于“小升初”的文件、通知。他發現，從1993年北京市首次提出改進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辦法，取消區縣統一組織的小學畢業考試后，“小升初”的各項政策和具體落實情況在日益偏離《義務教育法》，免試就近入學的原則逐漸模糊，幾乎到了被拋棄的邊緣。

劉靖把北京“小升初”政策演變歸納為4個階段：一是從1993～1997年，這一階段最大特點是取消統一的小學畢業考試，強調各種競賽成績與升學脫鉤，最終實現免試就近入學的目標。同時，放開擇校的口子，但嚴格控制擇校的比例。

第二階段是從1998～2002年。1998年的北京“小升初”政策中第一次出現“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不得招收擇校生”的規定。但此時，民辦學校以及民辦公助學校的招生入學方式開始挑戰免試就近入學的原則。出現了公辦初中招收“擇校生”、高額收取“擇校費”、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尤其是一些所謂名校)合作招生等現象。此舉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公眾的選擇性需求，同時極大地釋放、刺激了家長的擇校需求。大規模的擇校競爭由此開始加劇。

2003～2007年，北京“小升初”政策變化進入螺旋式循環階段。2003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首次提出堅持以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為方向，進一步縮小區域和校際差距。在隨后的幾年中，“小升初”逐漸形成包括劃片就近入學、回戶口所在地入學、進入寄宿校(班)、特色實驗學校(班)入學、進入辦學體制改革試點校和民辦學校、特長生入學、特殊教育入學、企事業子弟學校入學、共建生入學以及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等十余種方式。其中，特長生的比例逐年提高。

從2008年開始，由于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門把制訂“小升初”政策的權力下放到各區縣，不公平得到進一步延展。

北京市教委出臺的“小升初”政策中，只有就近入學和特長生兩種基本方式，但各個城區出臺了多種入學方式。隱性和變相的考試已經壓倒了免試入學，包括特長生、條子生、共建生在內的入學方式，以權擇校、以錢擇校、以優擇校，儼然成為北京“小升初”的正式制度。

“我是1994年‘小升初’，正好趕上升學制度改革，除了保送生和特長生，基本上大家都被派到對口的中學。和現在的‘百家爭鳴’的擇校方法比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中小學生面對的壓力比我小時候大不知多少倍。”在整個課題研究中，劉靖始終心存憂慮：“擇校問題太復雜了，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僅包括教育本身，還和權力、金錢、關系、利益等等問題相關，對社會公平也是一個極大的挑釁，亟待解決。”

“占坑班”是“頭號天敵”花費可達10萬元

在五花八門的“小升初”渠道中，最主要的有“占坑班” 、“點招”、推優、特長、電腦派位、共建、“條子生”。在調查中，接受訪談的90%以上的家長認為“占坑班”是北京市“小升初”的“頭號天敵”。

所謂“占坑班”，是指公辦名校自辦或與社會機構合辦、面向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機構，可從中選拔優秀學生升入本校初中。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實行“電腦派位”后，一些家長不愿意孩子進入薄弱校就讀，而名校為爭優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電腦派位生，于是以“奧數”為主的培訓學校開始替名校選拔學生。目前，幾乎各個名校都有自己對口的培訓學校，只有進入該校就讀，才有可能將來被“點招”進入名校。

北京的許多小學生從小學三年級起就經考試進入培訓學校，之后不斷考試、篩選、排位，只有在六年級時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學生才能進入名校。為了不被淘汰，小學生往往需要參加多個培訓班。

“占坑班”已經形成龐大市場，但“產品質量”良莠不齊，很多家長花費高昂費用，犧牲了大量時間卻未能“購買”到名校的錄取通知書。這些“占坑班”被家長們分成“金坑”、“銀坑”、“土坑”和“糞坑”等不同類型。“占坑班”的課程也遠遠超綱，奧數是所有“占坑班”教學的重點，此外是英語。

“占坑班”費用高昂。調查結果顯示，90%以上的“占坑班”一年費用在8000元以上，多數占坑的學生都會選擇2～3個“坑”。而“占坑班”費用僅是“小升初”花費中較小的一部分。

為了保證在“占坑班”順利晉級，這些學生還要上高思、學而思、巨人等民辦培訓機構的課程。從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進入坑班算起，至六年級面臨“小升初”，一些家長4年的實際花費可達10萬元甚至十幾萬元。

在“小升初”幾種主要升學渠道中，推優又叫做推薦派位，是各區縣確認的重要入學方式。實施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品學兼優學生提供進入優質中學的機會。

近年來，北京各區縣不斷擴大推優的比例，如東城區推優比例由2010年的15%上升為2011年的20%，西城區為30%，海淀區為13%。有校長反映，由于推優的可操作性太強，助長了給老師送禮、在學生中拉選票等不正之風，扭曲了老師與家長的關系。據知情人透露，東城、西城、海淀區的推優名額中，約30%是被“占坑”點招等擇校形式提前占據的。

特長生是北京“小升初”市/區兩級教育部門所規定的最“名正言順”的擇校渠道，這一政策掀起了家長為孩子升學而“造就”特長的風氣。

為了獲得特長升學所需要的證書，許多學生從三四歲就開始進行訓練，不斷參加各種比賽。以西城區某名牌中學為例，這所學校只招20名特長生，但報名參加測試的人數高達數百人，極低的錄取率殺傷了學生的自信心和對藝術、體育本身的興趣。家長付出的則是大量時間和大筆金錢。在藝術特長生測試之前，許多家長要給孩子找專業教師單獨輔導，一節鋼琴課、聲樂課少則五六百元，多則上千元。

北京特殊社會結構造就“共建”

“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國家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與名校通過“合作共建”，滿足本部門職工子女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實際操作中，共建單位有時利用公共資源給名校額外支持，有的是職工自付費用，以“共建”名義統一交給學校。

由于“共建”的隱秘性很強，信息完全不透明。例如海淀區、西城區、東城區和朝陽區在“小升初”規定中均明確有“共建生”政策，但是招生比例從未對外公布過。

據研究人員走訪和調查，以北京西城區某名校為例，這所學校2011年共招10個班，每班40人共計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占錄取學生比例的17%。今年這所中學的共建單位共有400多名小學生參加測試，一部分是通過考試擇優錄取。

北京“小升初”中還有一類“條子生”，也就是后門生，是指一些家長通過特殊社會關系，使自己的孩子獲得名校的入學機會。“條子生”是“小升初”過程中最為不公平的入學方式，赤裸裸地侵犯了教育公平。

“條子生”大部分是由市、區領導直接安排的，各區每年都會在幾所“重點學校” 給“條子生”預留名額。據對部分中學校長和家長的調查，名校的“條子生”一般占當年招生人數的8%～10%。

在升學季節，名校校長總能收到眾多條子而難以處置。據透露，某所名校每年會設立一個臨時機構，叫“條子辦”。一般來說，每年春節前后就開始招“條子生”的工作，學校會采用各種靈活手段招收這些特殊學生。如果學生本身有推優、特長生測試資格，那么就可占用這個名額；如果學生本身不具有這些資格，則占用共建名額。

之所以會出現“共建”、“條子生”這類具有北京特色的升學渠道，研究報告分析稱，北京有比其他城市更特殊的社會結構，以公務員、企業家、高級專業人員、新富人群等為主的優勢社會階層對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具有強烈的動機，傾向于運用特權、尋租等超常規的方式享受優質教育機會，因而出現了“共建”這樣以權擇校的正式制度，是外地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