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墊底的壓力，只是一種道德和輿論壓力，必須要有問責壓力才能觸動官員的神經

城市空氣質量惡化，已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顯問題”。不管一個城市如何“吹噓”自身的發展成就，只需一場嗆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霧霾，就會讓那些光鮮的成就黯然失色。這幾年，環保部門為讓地方官員重視空氣污染問題，開始定期對城市空氣質量進行排名，并將10個最差城市的名單公之于眾。比如，第三季度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城市，就分別是邢臺、石家莊、唐山、邯鄲、濟南、衡水、天津、保定、鄭州和廊坊。

據說，這個“空氣質量最差城市”的排名，給官員帶來了不小壓力——沒上榜的擔心上榜，上榜的想摘掉這頂帽子。有壓力是好事，至少說明官員對這個黑名單有恥感。沒有讓老百姓呼吸到新鮮空氣，甚至讓老百姓呼吸的是最臟的空氣，政府和官員確實應該有恥辱感。

“空氣質量最差城市”的排名，就是為了激起官員對這個問題的恥感。不得不說，很多官員以前是缺乏恥感的，雖然環境不斷惡化，空氣越變越臟，但談及環境治理時都是抽象和籠統的批評，聽著聽著耳朵都有了老繭，無法讓當政者產生痛感。

可能是為了面子，過去的排名多是光榮榜，比如公布空氣最好的城市、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等，很少有“空氣質量最差城市”這樣的“黑榜”。沒有“黑榜”，政府和官員就不會有恥感，不會有壓力，當然就不會有改進的動力。而公布最差名單，將這些城市的名字綁上輿論批評的烤架，能讓官員直面公眾的辣評壓力。

但這只是“空氣質量最差城市”排名制度的美好初衷，能否起到正面的激勵效應，還需要配套制度的壓力和執行力的推動。如果僅有最差排名，卻沒有其他配套制度的推進，就很難實現“以排名促壓力”的制度初衷，甚至會產生一些負效應。比如，會產生審丑疲勞癥和懈怠癥。有些城市經常墊底，墊著墊著就失去了墊底的恥感，就不以為恥了。

冰凍長江非一日之寒，一個城市出現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以來城市主政者對GDP的過度依賴、對環境保護的習慣性忽略和畸形的產業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消除污染、摘掉“空氣質量最差”的帽子，不是一兩天就可以完成的事。

換句話說，在一段時間內，“空氣質量最差城市”的排名，會相對集中在一些城市。這些城市剛看到排名墊底的“丟人”結果時，也許會有恥感和壓力，會覺得很傷面子，但有一個基本的規律是，這種排名所產生的壓力是不斷遞減的，恥感是不斷遞減的——反正總是墊底，長此以往就會無所謂了，產生了對“落后”的精神抗體，最后便即使墊底也不覺得有多丟人了。

再加上，這種“空氣質量最差城市”排名缺乏應有的懲罰，更會加劇上榜者的懈怠感。上了這個黑榜確實丟人，但如果僅僅只是面子上的事，卻沒有相應的懲罰，沒有與政績掛鉤，沒有問責的配套，環保部門不能拿“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怎么辦，官員就不會再將這個排名當回事。

排名墊底的壓力，只是一種道德和輿論壓力，必須要有自上而下的問責壓力，否則就不會觸動官員的神經。久而久之，這種排名可能就會淪為雞肋。GDP“一俊遮百丑”，他們不會再在乎空氣質量排名靠后，只要GDP靠前就能遮住所有的問題。

所以，“空氣最差城市排名”需要裝上牙齒，環保部門需要強化執行力和問責力。“空氣質量排名落后”不只是排名就了事了，環保部需要亮劍。一方面環保部門要敢于負責任和用足手中的權力，別怕得罪人，讓墊底的城市受到懲罰，比如當年環保風暴中環保部就用足了權力，敢于開罰單，敢于得罪地方和企業，樹立了環保部門的權威。另一方面是要敦促落后的城市拿出整改措施，給出整改時間表，否則就追究責任，孤立的“空氣污染排名”撼動不了強大的GDP思維。

編輯 黃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