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進步與人民當家作主

經過民主改革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徹底擺脫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西藏各族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完善，西藏的民主制度不斷健全，民主形式日益豐富，有序政治參與渠道不斷擴大。

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國，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此在西藏正式確立。在西藏，自治區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自治區重大事項由區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自治區行政機關負責執行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規、條例、決議、決定。通過各級人大代表，西藏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國家事務和地區事務的權利。在今天的西藏，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性別、職業、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西藏各族人民直接選舉縣(區)、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些代表又選舉出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和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代表。西藏的門巴、珞巴等人口較少民族在全國人大及西藏各級人大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在自治區、地(市)、縣(區)、鄉(鎮)四級人大換屆選舉中，參選率不斷提高。在2012年四級人大換屆選舉中，參選率達94％以上。

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大代表始終在全區各級人大代表中占有絕對多數。2012年經過直接和間接選舉產生的34244名四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回族、壯族等均有自己的代表。目前，在全國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區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為藏族公民，門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自治區十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4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25名，常委會主任、副主任1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8名。婦女的社會地位明顯提高。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婦女代表占代表總數的25.4％，各級政府公務員中婦女占34.49％。

建立了政治協商制度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959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西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宣告政協西藏委員會成立。從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西藏確立，為西藏各階層、各界人士都能在政治生活中充分表達意見和發揮作用提供了保障。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通過人民政協就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集民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西藏自治區政協廣泛吸收西藏各界、各族人士參加，注重和體現委員人選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各級政協委員廣泛團結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深入調查研究、建言獻策，是推進西藏建設的重要力量，為促進西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目前，西藏共有全國政協委員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26名。2008年至2012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共收到提案1507件，并已全部辦復。

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國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西藏各族人民除了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普遍性的政治權利，還享有民族區域自治的特殊性的政治權利。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西藏自治區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利，包括立法權、對國家有關法律的變通執行權、使用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人事管理權、財政管理權和自主發展文化教育權等。

西藏自治區自1965年成立以來，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先后制定了290多部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對多項全國性法律制定了適合西藏特點的實施辦法。例如，西藏自治區分別于1981年和2004年制定變通條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的男女法定婚齡分別降低兩歲，并規定對執行變通條例之前已經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關系，凡不主動提出解除婚姻關系者，準予維持。再如，在執行全國性法定假日的基礎上，西藏自治區還將“藏歷新年”、“雪頓節”等西藏傳統節日列入自治區的節假日。在全區干部隊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占70.53％，其中縣鄉兩級領導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73.03％。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歷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由藏族公民擔任。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貫徹實施，使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權利得到可靠的保障。

擴大了城鄉基層民主

在中國，基層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種有效形式，是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經過多年探索，西藏逐步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農牧區基層民主制度。在西藏，村民自治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相結合，推動了基層民主建設制度化、規范化，保障了基層群眾參政議政的權利，調動了基層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1959年7月5日，山南地區克松村的443位農民成立了西藏第一個農民協會，標志著西藏基層民主建設的開端。1993年，頒布《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辦法》，全區村委會選舉步入規范化軌道。目前，西藏9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并不斷健全以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為主體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務公開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制度。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實現全覆蓋，全區90％以上的村設立公開欄，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在西藏第七屆村(居)委會換屆中，有168.68萬人進行選民登記，直接參加選舉的選民有149.52萬人，參選民眾踴躍投票，參選率達到88.7％，共選出村(居)委會成員26335人。城市基層民主政治不斷完善。西藏192個城市社區全部建立了社區居民代表大會、社區居委會等社區組織，社區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組織保證。

新型民族關系得到確立和鞏固

西藏自治區以藏族為主體，有藏族、漢族、回族、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以及夏爾巴人、僜人等40多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西藏各民族共同開發了西藏高原，共同締造了西藏歷史，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確立并實施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為基本內容的民族政策。和平解放60多年來，國家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全面貫徹落實，既消除了導致民族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因素，也消除了西藏地方的階級差別和人身依附關系，各民族間建立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西藏與全國、藏族與其他民族以及西藏自治區內部的自主性人口流動更趨頻繁，各民族之間相互往來、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成為民族關系的主流。在各民族公民到西藏經商、務工、交流、朝佛、旅游的同時，大量藏族公民從西藏以及四川、云南、甘肅、青海四省的藏族聚居區涌入內地大城市經商、務工、求學、謀職、交流、旅游。根據中國藏學研究中心2011年開展的內地藏族流動人口課題研究，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廣州、西寧、蘭州、昆明等中國大城市，都有為數不等的藏族人口流動或者定居生活。其中，成都市區有戶籍藏族人口3萬多人，無戶籍常住性藏族流動人口在15萬至20萬之間，在成都市多個縣市區已經形成了數個藏族聚居區。西藏自治區政府大力推進民族團結宣傳教育，每年9月集中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月活動，每年召開一次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積極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