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科技就是生產力”一樣，在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文化同樣也是一種生產力，且已成為反映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經濟、政治的相互融合也正呈現加速態勢。
今年兩會上，文化改革再次成為關注的熱點話題，來自各行各業的委員就文化體制改革、文化傳承、文化“走出去”、文化產業發展等問題建言獻策。
文化傳承是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稱，文化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優秀文化傳承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
文化不僅僅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具有生命力、創造性歷史活動過程的動詞，需要不斷創造和革新的過程。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京劇院院長馬博敏表示，事實上，文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發展、創新的藝術創造史。后人繼承前人，又不同于前人。一代代杰出藝術家需要超越先輩的成就，推動藝術的進步，豐富藝術的寶庫，才能保有藝術的活力。
“目前，中國文化發展的最大困難在于人才培養。”馬博敏坦言。
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離不開教育，而教育也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你永遠不給他牛肉吃，他肯定不認識牛肉。”全國政協委員濮存昕指出，解決傳承的根本問題還是文化教育上。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姜昆也在今年兩會提案中特別提出，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展系統化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是中華民族文化偉大復興的重要措施之一。
中華文化在傳承的同時，創新也成為一種時代要求，立足于傳統，不斷開出新義，體制創新、藝術創新……讓中國傳統文化日益走進民眾身邊，這樣才能使古老文明永葆青春。
在談及傳統文化在創新過程中是否會遭遇阻礙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京劇院主要演員耿其昌表示并不擔心，并以京劇創新為例說明了他的觀點，創新并不是標新立異，不要把創新和繼承割裂開，如何用合適才是關鍵。
民族多樣化也是我國文化傳承發展的一大特色。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然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滯后，從根本上制約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也影響了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提升。
作為代表少數民族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伏來旺認為，中華民族文化是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少數民族應主動融入大文化圈，大文化要關注少數民族文化。
而另一位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的委員，原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常委、原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廳長高延青則表示擔憂，目前少數民族文化正逐漸消失，“各少數民族聚居區都應該上升為國家級保護區，重視即將消失的文化，否則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就失去了物證。”
用社會主義價值觀引導道德文化健康發展
雖然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道德文化發展在不少時候卻被視為“軟肋”。過去一年，一系列與道德缺失相關的焦點事件頻發，不斷挑戰公民道德底線，引發人們對社會文化發展和改革的深層思索。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決定》指出，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
社會期待道德建設，就需要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作用。
今年是雷鋒同志犧牲50周年，3月5日，也是毛澤東主席題詞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49周年的日子。連日來，各媒體深入報道學雷鋒重要活動，廣泛宣傳學雷鋒先進典型，多方面闡述了新時代的雷鋒精神。有分析人士認為，這也是中國提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部分。
“讓核心價值觀看得見摸得著，充分利用優秀典范人物的帶動作用。”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委員認為，價值觀教育和法律不一樣，不是一種強制性的約束和要求，而是一種溫情式的召喚，要想賦予這個召喚以強大的感染力，就應該推出具體體現了這種價值觀的真實可感的人物。
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表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應該以黨員領導干部為重點對象。抓住了黨員領導干部的學習，其他對象的學習就不難了。
作為一名文化事業工作者，全國政協委員宋春麗則提出，不僅僅是關注，而是要帶有引領式的去做，也是一種榜樣的樹立。
時代需要偶像、國家需要信仰、民族需要精神家園，道德追問引發全民反思，誠信缺失亟待修正，只有將文化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之中，國家和民族的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才能形成。
文化走出去“任重道遠”
如今，全世界到處都布滿了中國制造的產品。然而中國的崛起，不能僅僅只有經濟，如何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以及讓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新的課題。
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也正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
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將“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議題，其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孔子學院建設，為孔子學院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充分發揮孔子學院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的重要作用。
“中國在100多個國家建立了大約350所孔子學院，這都是經外方邀請后成立的，現在還有很多邀請，但是一時不能完全滿足。”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表示，中國語言的國際傳播是為了溝通中國和世界，也呼應國際上學習漢語的需求。
海外專家學者對中國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文化“走出去”戰略也給予了積極評價。丹麥著名漢學家、哥本哈根商務孔子學院院長韋爾納·沃爾姆說，孔子學院對推動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以及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增強，未來國際上肯定會越來越重視中國的文化。
文化“走出去”正成為我國提升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的有效途徑，但也應該看到我國文化還遠沒有成為國際主流文化，文化競爭實力與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經濟實力很不相稱。
“我們還是很缺少在國際社會中成為熱點話題的優秀文化產品，用中國元素、中國故事影響國際社會，傳播我們的價值觀、反映當代社會精神面貌的作品還有待增強。”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孫萍也表示，在文化走出去之前，首先要把國外的主流文化怎么傳入中國的要梳理好。
面對國外電影大量涌入中國市場，馮小寧提出，中國電影面對新的國際壓力下要戒躁，文化發展應該是“潤物細無聲”，慢慢融入老百姓的心里。
文化元素力促經濟增長
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的目標，文化產業脫穎而出，成為最受關注的產業。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這次全國兩會上，文化產業應該如何與金融資本對接引起了委員們的廣泛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周駿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文化產業運作符合經濟規律，要用金融手段來提升發展文化產業。
去年，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將“推進金融資本與文化資源有效對接”。隨后，央行和銀監會相繼表態，稱金融業在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大有可為，要求各金融機構加強對文化產業的支持力度。
不過，利用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很多文化產業企業規模都很小，集中度不高，經營能力不足以抵御市場風險，企業很難以向金融機構提供證明其信用水平的信息，給調查和評估帶來困難。
閆冰竹委員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對金融更好地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提出了建議：“以政府平臺為主導，構建信息共享機制；以風險分擔為原則，制定差異扶持政策；以利益調整為杠桿，激發金融支持活力；給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發放文化金融服務專營機構牌照，并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以制度完善為保障，健全法律配套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劇協副主席侯露表示，應在國家層面設立專項發展資金，引導專業投資和向文化企業投資、擔保，激發民間文化產業發展的動力與活力。
隨著中央對文化產業扶持力度加大，金融資本也將進一步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掘金力度，而在資本運營和金融創新的催化下，文化產業將步入跨越式發展。有媒體評價說，在中央政策的引導下，金融資本正在快速涌動。可以預期，文化產業正在面臨一個嶄新的時代。
讓文化體制改革盤活資源 走入市場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繼續推動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
中國東方演藝集團作為文化系統首批由“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直接轉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中央文化企業，全國政協委委員、集團董事長顧欣一語道破改革關鍵，不能坐而論道，首先要改變人的觀念，體制要被觀念打破。
“只有機制一轉，文化生產力才能迅速得到解放。”北京人藝院長張和平委員說，真改革才有真出路。
然而，在鼓勵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走入市場的同時，也有委員認為，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文化市場不夠完備，支持文化改革發展的政策保障體系需進一步完善。
“一些地方戲劇團原本已舉步維艱，沒有觀眾，如果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一下子被推向市場，恐怕難以生存。”全國政協委員濮存昕在全國政協五次會議小組討論中表示。
長期服務在基層文化服務第一線的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紅河州歌舞團團長王佳敏非常贊同文化體制改革，但也呼吁，民族歌舞團底子薄，投入少，融資難，國家對民族歌舞團轉企改制應適當給予一些特殊政策。
據悉，截至2011年底，全國文化系統2102家承擔改革任務的國有文藝院團，已完成和正在進行轉制、撤銷和劃轉的院團達1176家，占承擔改革任務院團的56%，另有300家院團已經確定改革路徑。
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文化體制改革的要義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無法依靠經濟解決的問題，需要通過文化建設的路徑去探索。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近年來保持了15%以上的增速，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速，中國正加速勾繪“文化興國”戰略藍圖，建設文化將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支點。
文化建設對我國當下我國的經濟轉型發展已具有深遠意義，要實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穩中求進”的發展目標，必須擴內需、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文化等新興產業。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同時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