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已遠去的2010中國經濟“兩難”之年，不僅中央政府面臨著保增長還是調結構的抉擇，各地政府也面臨著瘋狂賣地、笑看GDP與征收房產稅、忍受當下之痛的艱難取舍。
在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叫囂了大半年的房產稅改革“1月1日試點”的傳聞并未如期兌現，而最新的消息用了一個模糊的概念――“房產稅將于2011年年初在上海和重慶試點”，據披露，造成房產稅“難產”的重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稅制理念上存在分歧。
實際上，一路走到現在，最初熱切期盼“對居民住房征稅可以打壓高房價”的老百姓們，終于逐漸認識到這一想法的簡單粗糙，就連一直以“打擊炒樓進而抑制房價”為輿論向導的中央政府，也在悄悄改變著其政策意圖的宣傳口徑――決定對居民住房征稅，主要目標是完善分稅制，給地方以穩定收入來源。
之所以有此變化，最大原因正是為了安撫依賴土地財政成風的地方政府那顆“脆弱”的小心肝。
當然，我們都清楚，如果想讓0.3%至0.4%的房產稅稅率真正起作用，其前提是房價上漲速度低于0.3%至0.4%，否則炒樓者仍然有利可圖，仍能將更高的房屋持有成本轉嫁給終端購房者。
盡管誰都看得出來，在中國現行的管理體制下，靠征收房產稅來打壓房價根本沒戲，但地方政府仍不愿意冒這個風險，與高房價、高地價催生的巨額收益相比，房產稅帶來的好處還不足以讓地方政府徹底動心，因此，一些房價漲幅很高的城市，由于擔心改革會影響當地的樓市，所以上報的房產稅試點方案，實際的覆蓋面很窄，僅僅是針對少數高端房產。
于是，在這一場關于房產稅的博弈中，中央與地方都奔著“兩全其美”而去――中央政府希望既能打擊炒樓、抑制房價，又能通過擴大地方稅稅源來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更為進取的調控措施；地方政府則渴盼最好既能保證豐厚的土地出讓收入，又可以新辟一個穩定的不斷增長的收入來源。
但天下哪有這樣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完美結局呢？
據某媒體報道，當重慶和上海將房產稅試點的申請提交國務院，現實的矛盾和沖突便浮出水面――“對很多重大問題，各方存在很大分歧，房產稅可能比設想的要慢，遇到的實際問題，也比想象復雜得多。”
如果說，一個房產稅讓中央與地方政府均陷入兩難，那么，不要忘了，在這件事情上，最難的還要數普天下的百姓――房價大漲，所有買不起房的人難；征收房產稅，所有好不容易攢點錢買得起房的人也難。
看看國外征收房產稅的經驗，咱先不說人家的房產稅大多都是基于土地私有的前提，因為說這個沒用，中國的房產稅征收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不容得老百姓討論。咱們現在只關注一下他們房產稅征收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其房產稅本質很值得我們探索――為了讓房產升值，從而藏富于民。的確，我們個人不可能有條件去改善居住環境、社區治安和學校教育，因此必須通過政府集合所有人的房產稅，大面積地幫居民改善環境、改善治安、改善學校，這樣我們的房產才能增值。
對于美國的老百姓而言，每一年只拿出1.38%的房產稅，就可以通過政府享受到這么多的福利。而且，美國的地方政府拿到房產稅后，會將其中54%用于聘用警察改善治安，搞建設改善環境，剩下46%的房產稅將全部用于改善教育。美國公立中小學教育年度預算是3000億美元，全部來自于這46%的房產稅。99%的美國人都是念公立學校，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總共13年，全部免費，有些富裕的學校中午吃飯還免費。
這才是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再回頭來看看我們的房產稅，假如說中央和地方政府終于統一了對房產稅性質和作用的認識，齊心協力把房產稅從老百姓手里收上來了，但是，誰能保證我們的地方政府一定會將這一部分稅收全部用之于民？
引用某論壇里一個網友的話：“如果政府能保證將所有征收的稅用于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的建設，那么，我舉雙手贊成房產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