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峰君
印度模式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即從印度獨立至80年代末，統稱為尼赫魯混合經濟模式時期。第二階段從90年代初開始后至今為走向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時期，即印度模式轉型時期。兩個時期特征有著明顯差異。
一
90年代前印度模式基本特征
經濟發展模式基本特征
圖式：
尼赫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公營企業、消除貧困）+混合經濟體制+土地改革、綠色革命＋進口替代發展戰略。
（1）以尼赫魯式的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方針。
尼赫魯自50年代開始，便大力宣傳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社會。1956年12月，尼赫魯宣稱：“我們正在努力建設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
一種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正統的實踐之間的中間道路。通過這種社會主義，我們把人民引向繁榮新天地。”從那以后，國大黨政府在國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所謂“社會主義運動”，工農業中的各種改革活動也都涂上了社會主義的色彩，并把印度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社會”的目標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口號，寫進了國大黨黨章之中。關于尼赫魯社會主義的具體內容，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很難確切回答”的，而且“不是固定不變的”。從印度獨立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看，其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實行計劃經濟，建立公營企業。第二，在農村建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第三，倡導社會公正、社會均等和消滅貧困。
（2）工業實行混合經濟模式。
其主要特征在了：建立以公營企業為主導的公私企業并存的混合經濟體制。公私營兩種經濟部門共存于同一個社會之中，有各自的經營范圍，在同一計劃下發揮各自作用。公營經濟主要集中于投資較大、周轉期較長、收益較少的基礎工業、重工業、交通運輸。它們對整個國家經濟生活起著統治和支配的作用。對私營企業實行既保護又限制的雙重政策。但扶植是主要的，或“小限制大扶植”。獨立后印度有五種經濟成份并存發展：公營經濟、印度私人壟斷資本、外國私人壟斷資本、印度中小私人資本、農村小農經濟。這五種經濟成份的總和構成印度的經濟基礎。
（3）農村實行土地改革與綠色革命。
獨立后印度農業政策中以土改和綠色革命最為重要。印度土改內容有：廢除柴明達爾等大土地所有制，租佃改革和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法。印度土改廢除了柴明達爾“中間人”地權制，限制和削弱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勢力，為印度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綠色革命是指以技術改革為中心的發展現代農業戰略方針，內容包括：擴大灌溉面積，引進、培育和推廣高產品種，大量使用化肥，提高機械化程度等。綠色革命提高了農業增長率和生產率，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綠色革命促進了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綠色革命之后，在全國出現了一批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
（4）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
印度政府規定，凡自己能夠生產的工業品均不準進口，在印度的外資私人企業必須與印度合營，外國資本一般得超過40%的股份。政府還規定，外資企業投資必須同時轉讓技術。由于實行這一戰略，印度工業有重大發展，至70-80年代，已建成初具規模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工業設備的自給率已從獨立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90%左右。國內市場的消費品大部分是本國制造，并能輸出紡織、制糖、鋼鐵、化纖等工廠和電站的成套設備。印度在原子能、電子、高分子、空間技術等方面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已能制造飛機、導彈、人造衛星、原子能發電站。但問題是具備了相當的工業自給能力后又應該如何發展工業。印度的失誤在于繼續采取所謂自力更生的方針，即對國產工業采取高度保護關門主義政策。由于關上了進口大門，印度國產品在國內市場上，處于無需競爭的地位。在國際市場上，則因接觸不到國際標準的同類產品而失去競爭力。印度是發展中國家出口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唯一比例下降的國家。
印度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
圖式
西方議會民主政體（自由選舉制、三權分立、文官制度）+東方威權體制（一黨為主體、強人政治、行政權力過大、半選舉半自由制度、種姓政治）
根據尼赫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印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但在政治體制上則應建立西方議會民主政體。獨立后，印度便將英國殖民主義時期確立的議會制度，全盤接受下來，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加以修訂完善。它在形式上與西方特別是與英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1）制定了一部議會民主政體的憲法。印度憲法于1949年11月通過并于1950年1月正式實施。該憲法長達十余萬字(中譯文)，多達395條，千余項具體條款。從憲法生效起又多次修訂。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從政治上確定了資產階級在國家中的統治地位。憲法宣布公民的平等權、自由權(言論、集會、結社、居住、遷移自由等)、文化教育權和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權。
（2）自由選舉制度健全。印度獨立后，每五年進行一次大選，從1952年第一次大選以來至1999年10日共進行了十三次大選，從未中斷，議會民主制度也未發生動搖。
其三，實行多黨并存的政黨制度。印度政黨之多可為世界之冠。根據印度選舉委員會的報告，印度第一次大選時，全國政黨總數為192個。第十一大選時參加角逐的大小政黨多達443個。參加投票的選民達5.9億。印度素有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之美稱。美國人則把印度作為向發展中國家展示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櫥窗” 。
（3）實行西方三權分立。印度國會是印度聯邦的最高立法機構，分聯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聯邦院代表各邦，有240位左右議員，由各邦議會和直轄區分別選舉產生，任期六年，每兩年改選議員的三分之一。人民院由選民直接選出，由五百四十名左右議員組成，任期五年，期滿全部改選。以總理為首的部長會議集體對人民院負責；總統是印度的“國家元首”，享有非常廣泛的行政權。印度最高行政機關是以總理為首的部長會議。
（4）實行西方式的文官制度。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實行近代資產階級文官制度的國家之一。英國人在印度建立的文官制度是為英國殖民主義利益服務的。獨立后，留在印度的文官被印度政府全部接受下來，同時，印度政府對文官制度進行了改革和重建，在數量上、結構上以及在法律程序上，使原來的文官制度更加完善，以適應獨立后政權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但印度的議會民主制又有別于西方議會民主制，它具有某些東方威權體制的一些特征。
（1）印度政黨制度通稱為“一黨為主體的多黨制”。印度雖然是多黨政治體制，但長期以來（90年代中期以前）主宰印度政治和左右政局發展的核心力量乃是國大黨。
（2）印度所謂“三權分立”在很多情況下是“三權合一”。印度政府在90年代之前，基本控制在尼赫魯家族手中。印度獨立后四十年來，尼赫魯執政17年，英·甘地執政14年，1984年底以來又是拉·甘地在執政。這就是所謂的“強人政治”。
（3）印度名義上實行普選制，但實際上卻是半普選制。各次大選取勝的執政黨和領袖均沒有獲得多數的選票，甚至有幾次大選不過半數。而在人民院中又采取所謂的相對多數制，即各政黨只要選民票數領先就可以在人民院占有優勢的議席。印度窮人特別是廣大農民參政意識較淡漠。印度雖然有百年以上的憲政發展歷史，但由于印度社會貧窮，經濟落后，人民文化素質極低。因此，選民投票的盲目性相當大。
（4）暴力統治甚于西方。如果說印度的議會民主制度在第三世界中是比較發達的，那么它在實行暴力統治方面也是相當著稱的。對反對黨尚且如此，對國內人民則更是肆無忌憚�？梢哉f，議會民主與暴力統治二者是相輔相承，印度學者莫漢·拉姆評論說：“與印度憲法中的緊急狀態條令最為相似的條例是德國第三帝國的魏瑪憲法，與魏瑪憲法的第48條相比，印度憲法實際上更加厲害�！�
（5）實行種姓政治。傳統的種姓因素在今日印度政治生活中仍在起舉足輕重的作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政治民主與實質上是中世紀的落后的種姓制度密切結合構成了印度政治的重要特色。印度許多學者稱印度的民主政治為“種姓政治”并不為過。印度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而農民在投票時往往取決于他們的種姓意識，往往投向代表自己種姓利益的候選人。因此，每個黨在大選前必須仔細研究各地區的種姓勢力，努力在地方上占優勢的種姓中發展黨員，并選擇在當地占優勢種姓中有威信的黨員當候選人。這些人一旦當選進入印度政界，其所作所為必然多方考慮支持他當選的種姓社團的利益，從而使印度政治帶上濃厚種姓色彩。
印度文化模式基本特征
圖式：
發揚印度教傳統文明和甘地主義+世俗非教派主義（取消種姓制度、政教分離、照顧部族利益）+西方先進教育與科技
（一）
發揚印度教文化傳統。
印度前國家領導人甘地、尼赫魯均非常崇尚印度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倡導發揚古代傳統的印度文明。他們認為，印度宗教在印度社會中曾發揮并正在重大的積極作用。它是印度古老文明存在主要形式或賴以生存的主要土壤。印度悠久的歷史文化之所以一直保存至今，而且放射著燦爛的光輝，主要依托于印度宗教特別是印度教的存在。國大黨領袖提拉克、甘地為恢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導他們參加民族解放運動，開始訴諸于印度的歷史宗教傳統。他用印度教經典來號召群眾，用慶祝宗教節日對群眾進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勿庸置疑，宗教在推動印度歷史向前發展，繁榮文化和開展近現代民族解放運動中，發揮了不容低估的積極作用。甘地、尼赫魯特別推崇印度教中重和諧（梵我合一）、講仁愛、非暴力、解放賤民等說教，印度也一直把甘地奉若神明，把甘地主義作為國家重要精神支柱。這無疑對印度現代化有其積極性的一面，特別在教育印度人民熱愛民族歷史優秀傳統，發揚民族愛國精神，團結一心，改革國家貧窮落后面貌，以及在保持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重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有其獨特功能。在這方面與東亞儒家文化功能有相類似之處。
（二）倡導世俗主義。
非教派主義或世俗主義被認為是尼赫魯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早在30年代尼赫魯就曾一再反對教派主義，認為教派主義領袖們都代表著一小撮上層階級的反動集團。而這些人又利用群眾的宗教熱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獨立后，尼赫魯進一步倡導非教派主義思想，反對一切宗教、種族和種姓歧視，使各個宗教、種姓和種族集團和平共處。具體內容主要有：第一，取消種姓制度。印度憲法也規定，所有公民不受種族、種姓的影響。第二，主張信仰宗教自由，政教分離。第三，保護和照顧少數人集團特別是對落后種姓和部族的利益
（三）吸收西方先進教育與科技，實行科教興國。
印度在吸收西方先進科教方面印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中是著稱世界的。在尼赫魯的努力推動下，印度把科技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實行科技教育興國路線，并采取了苦干重大措施。其中包括：制定專門的“科學政策決議”，確立了印度科研發展的目標，成為印度長期指導科技發展的大政方針與國策，頒布促進科技發展的各種立法，為印度科技發展奠定法律基礎；建立實施科技發展的職能部門，如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宇航研究委員會等；積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以促進印度科技進步和印度自力更生能力；把科技發展納入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成為各五年計劃重要組成部分。印度特別重視高等教育，明確高等教育目標并沒立大學增款制度等。在尼赫魯科教興國路線的指導下，印度科技取得十分引人注目的科技成就。
二
90年代后印度模式的轉型
90年代，印度已從原來的尼赫魯時代的舊模式走出，并正在向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過渡。出現這種轉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從國際環境說，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促使印度領導人重新思考印度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與模式。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的解體，中國加大改革開放步伐，走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無疑也迫使印度重新思考印度原來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印度發展模式。其二，從印度自身的經濟發展而言，在90年代以前的時期，即印度模式第一時期，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與東亞、中國相距甚遠。印度在70-80年代出現所謂“五低”現象：“計劃經濟效率低、私營經濟市場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經濟增長速度低、發展模式運作低。”
印度不僅沒有出現經濟奇跡，相反，卻陷入3.5%的低增長率的困境之中。經過40多年的實踐檢驗，這種模式有其成功的經驗，也有負面或失敗的教訓。特別是80-90年代在東亞經濟飛速發展的對比下，迫使印度領導人痛下決心，擺脫傳統的尼赫魯模式，對其經驗與教訓進行實事求是的總結和反思。其三，印度政治舞臺主導力量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一直扮演印度政治舞臺主角的國大黨已如強弩之末，不僅權威式領導人物紛紛消失，而且自身年邁多病，昔日風采己盡消失，人民把目光逐漸投向能向能將他們帶入新世紀的新生政黨身上，而印度人民黨的崛起恰恰適應了印度人民渴望變革、追求新生的愿望。印度人民黨利用印度宗教力量，效仿老甘地的謀略和手法，掀起印度教民族主義，從而一改印度政治版圖。總之，印度模式的轉型是印度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必然結果。
印度模式轉型的主要標志是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經濟體制由尼赫魯時代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混合經濟模式向東亞政府主導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轉型，二是從以國大黨為主軸的一黨優勢制向二黨制或三黨制過渡。
印度經濟轉型是從80年代初經濟改革開始，但步伐真正加快是在90年代拉奧執政時期。拉奧政府對印度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進行了被認為是“大刀闊斧”式的“實質性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大部分工業許可證制度，為企業提供平等的競爭條件和機會；修改壟斷法，縮小公營企業的經營范圍，并引進自由競爭機制，擴大私營企業的經營天地；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將內向型經濟轉為外向型經濟；調整外貿政策，改革外貿體制，促進印度經濟的國際化，等等�？傊�，通過改革，加速推行經濟自由化與市場化，使印度步入市場經濟體制。經過改革，印度傳統的混合經濟模式受到了嚴重沖擊。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大為減少，市場競爭機制得以引入，閉關自守的經濟政策也被逐步消除。印度在諸多方面，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印度的改革使經濟增長突破了傳統的老牛式的緩慢增長速度。根據印度統計，1992-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6.8%。1998年度經濟增長率為5.8%。1998—1999年度的經濟增長率估計為5.9%。這些增長率大大超過了1951年至1980年期間3.5%的年均增長率，也超過了80年代5.5%的增長率。印度外貿1998—1999年總額增至340億美元，進口總額增加到410億美元，總貿易額達750億美元。外匯儲備從1991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1998-1999年度的330億美元。1998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達4210
億美元。人均收入達430億美元。1999年通貨膨脹率僅為2%。總之，印度轉型期經濟發展已初見成效。
與經濟模式轉型的同時，印度政治模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也發生了重大轉折。從1989年第九屆人民院大選中各政黨均未過半數，先后出現了印度人民黨和人民黨(社會主義)聯合其它政黨執政的局面。1991年6月第10屆人民院大選中，國大黨雖然獲得勝利，但仍未過半數，只能勉強執政。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黨制度已逐漸發展成為二黨并存的局面。1996年第11屆大選，印度人民黨獲20%的選票和161個席位，第一次超過國大黨而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以最大黨的1資格組閣，執政13天。1998年第12屆大選中，印度人民黨與其他黨聯合，共獲252個席位，大選后，以瓦杰帕伊為首的印度人民黨組織聯合政府。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選中，印度人民黨獲184個席位，再次戰勝國大黨，又繼續執政。這種情況和90年代前一直保持的一黨優勢制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標志著印度長期以來國大黨壟斷印度政壇的局面徹底結束，印度從此開始二黨或三黨并存、并爭的新時代。這種變化也標志著印度政黨制度將更進一步地向西方政黨制度靠攏，其政治競爭機制將較過去更加充分、更加完善，“強人政治”則逐漸弱化。當然要徹底實現政治轉型，還要有一個過程，現在還只能說是開始。
三
印度與東亞模式的趨同
（一）經濟模式的趨同
90年代前，在印度經濟模式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公有制（公有企業）、計劃經濟等成份與東亞模式，有明顯區別，從國家與市場經濟關系角度講，印度國家干預成份要遠大于東亞“四小”和東盟，印度經濟雖然在本質屬于市場經濟范疇，但市場經濟受到較大制約，在一定程度上障礙了市場經濟的運作，在這方面東亞則相對比較成功。從經濟發展戰略上看，印度雖然實行對外開發政策比中國、越南早，但由于長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過分強調對本國工業的保護措施，故影響印度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前相對比較成功，在金融危機之后則有待重新思考其戰略的調整。從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水平上比較，印度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在50-60年代，大體一致，但經過20-30年的較量，印度不僅遠低于東亞“四小”和東盟，也明顯弱于中國。在解決人民生活貧困化和貧富差距方面，印度雖然從主觀和政策上盡了較大努力，但成效甚微，印度貧困人口仍占較大比例，而東亞和中國在這方面解決的相對比較成功。
但印度自90年代以來加大改革開放步伐，正在調整和理順各種關系，新的印度市場經濟模式正在轉型，經濟發展明顯加快，正向東亞模式靠攏和趨同。二者一致性明顯增多，差異性逐漸縮小。但二者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很難趨同。印度由于國內種種不確定因素，要在21世紀最初一、二十年追趕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可能性不大，就是與中國并駕齊驅也非輕而易舉。可是從長遠的角度分析21世紀，印度實現世界有聲有色的大國和世界新的一極力量的宏愿則并非沒有可能。
（二）政治模式的趨同
印度實行的議會民主制度，與西方特別是與英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基本上一致，而與90年代前東亞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有著重大甚至上是本質上的差異。東亞可以說是亞洲威權主義政權的典型，而印度則是亞洲議會民主政體的典型。兩種政治體制的形成均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背景。印度的議會制度與其歷史上長期處于分裂狀態、中央對地方控制能力較小、民族語言宗教種姓的多元化以及英國殖民主義的政策等多種因素使然；而東亞則由于長期的中央集權統治、儒家文化中對權威的崇拜等傳統以及戰后東亞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需要使然。印度議會主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利弊兼而有之，但其弊端無疑遠大于西方也無疑大于東亞。印度議會民主制度在保持國家相對穩定的政局，維護其民族和國家的統一以及促進其經濟的發展方面，均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這與東亞和相比又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東亞威權主義政權雖然也同樣利弊兼而有之，其利無疑小于西方，但卻也無疑遠大于印度的民主政體。但印度議會民主政體是不充分甚初級形態的民主政體。它在諸多方面，如一黨獨大、半普選制、種姓政治、中央集權、三權合一、暴力統治等，與其說是西方民主體制，不如說是具有東方威權主義的某些特點。但無論如何印度與東亞畢竟是根本不同的政治體制，或、是小同大異。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亞與印度政治體制從兩個不同方向向同一方向轉型。東亞國家由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但其民主政體正處在不成熟的幼稚階段，民主體制往往混雜著威權體制的某些特征，某些方面有類似印度早期的議會民主的體制。印度民主政體則在由一黨主體制向二黨或多黨制過渡，但也僅僅是開始。因此，東亞與印度兩種政治模式有趨同的明顯跡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與東亞在政體體制上彼此互相靠攏，殊途同歸。二者不僅有共同之點，而且共同點正在增多。
印度與東亞兩種不同體制目前均有諸多不完善之處，它們距離成熟的民主政體均尚有很長的距離要走，正如同西方各國民主政體要經歷近二百多年的漫長歷程一樣，企圖一步到位是不切實際的相法。它們的未來走向只能由自身各種因素來決斷。但可以預見，印度和東亞在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上，定能走出適合自己特點的、有別于西方政體，而創造出新的模式。
（三）文化模式異趨同
東亞與印度在文化上均屬東方范疇，有相當多的共性，諸如重精神而輕物質，重集體而輕個人，重和諧而輕競爭，重義而輕利，重農而輕商等。在這些方面恰與西方文化形成顯明的對照。對此，中國政治家李大釗在《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一文中認為，東洋文明是精神的，西洋文明是物質的；東洋文明是靈魂的，西洋文明是肉體的。印度著名思想家和詩人泰戈爾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東方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質文明，東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學的；東方的目的在生長，而西方的目的在獲得，拼命爭取力量，不尊重美與真；東方的基礎是社會，國家可以滅亡，社會仍然會存在，而西方的基礎是國家，國家就是一切，所有問題都由國家來解決；東方是集體享受，個人工作，而西方是個人享受，集體工作；東方是異中求同，在錯綜復雜中建立協調，而西方只講行動，講速度，不講和諧、協調和韻律等等。
東亞與印度在文化上既有大同也有大異。東亞基本上儒家文化圈，印度屬于印度教文化圈。二個文化圈差異體現多多：東亞儒家文化特點則基本是俗世儒學與佛教文化相合，宗教成份不占主導地位。印度教文化的特點是宗教學說與理念貫穿在印度人的心靈與行動之中，追求靈魂的凈化（梵我合一），維護天經地義的種姓制度、倡導非暴力、因果輪回說等。中國著名東方學專家季羨林教授說：中印兩國宗教思想有明顯差異：“中國人好像對天、對鬼神，不太感興趣……而印度人相當迷信神道”。印度文化的核心和主體部分是宗教，因此與現代文明有著本質的差異和沖突，印度教中的種姓制度、排斥異教、狂熱的崇拜偶像和迷信色彩等，特別是印度新宗教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復興，又加強了印度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些無疑與現代化發生猛烈碰撞，二者雖可以有整合部分，但沖突、對立部分則難以融合。由于印度傳統文化包袱過于沉重，所受沖擊又過于緩慢，不能不極大地制約現代化和新文化的產生。因此，印度面臨的宗教文化挑戰比東亞更為嚴峻。也正因為如此，印度現代化步伐在90年代之前一直遲緩。
但進入90年代化后，東亞文化與印度文化同樣也有趨同的勢頭。趨同之一表現在：
科技教育將成為印度與東亞接受西方文化的核心內容，二者在這方面總體上基本一致，幾乎不謀而合。印度比較發達的科技教育和強大的近2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將極大地沖擊傳統文化中不適合現代化的糟粕部分，人們可以不必擔心舊傳統勢力的強大與根深蒂固，一旦舊傳統勢力被沖擊到一定程度，它必將土崩瓦解�，F代化的大潮必將洶涌澎湃，勢如破竹，不可阻擋。西方強大無比的教皇勢力不也曾稱雄于多個世紀，但它依然抵擋不住文藝復興和產業革命的巨大洪流。印度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盡管現在遲于東亞，更晚于西方，但有了科技與教育的迅猛發展，加上全球一體化的潮流，不愁舊傳統勢力的快速瓦解。趨同之二表現在：均努力發崛各自的傳統優秀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也均倡導民族主義，決心盡快追趕上西方先進國家，最終實現東方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對于這宏偉目標的實現，我們應滿懷豪情充滿信心。這里不妨讓我們回憶一下印度偉大哲學家、詩人、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泰戈爾的至理名言作為本書的結束語。泰戈爾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對東方文明的復興前景做出瞻望。他在《亞洲對于新時代號召的回答》一文中指出，亞洲覺醒的征兆已經慢慢地從地平線的一端到另一端散布開來。在人類東方群山上閃耀出來的新黎明的紅光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景象—它是自由的景象。不僅是從外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自由，而且是從昏昏欲睡的怠惰和對自己內在力量的不信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和印度》中又寫道：“正像早晨的鳥兒，在天還沒有完全破曉的時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陽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個偉大未來的來臨—這個偉大的未來已經迫近我們了。我們—定要準備好來迎接這個新的世紀”。
四
關于印度模式轉型中的“逆流”
90年代中后期后，與印度經濟與政治模式轉型相反，在文化上卻出現逆印度現代化大潮的一股表面看似乎是不協調的“逆流”，即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復活。如何恰當分析這種復活，是目前研究印度現代化的一大難點。許多學者對此往往迷惑不解，或根本持否定態度。筆者以為，必須把印度宗教的復興與作用要與整個亞洲的宗教復興聯系起來，宏觀綜合分析才能有一個較清晰的看法。
眾所周知，宗教在80-90年不僅在南亞印度，而且在東南亞、中東諸國均以迅猛之不可逆轉之勢在復活。這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原因。
從東方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變遷角度分析，社會變遷本身就孕育著宗教復興。“宗教角色的強化主要源自一般社會狀況的改變�！�也就是說，在東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使傳統價值失去意義危險。人們為尋求即將丟去的精神世界便去追求宗教�！案辉５膩喼揲_始察覺到成長所帶來的副作用”。從政治角度分析，宗教脫離不開政治，宗教在現代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案_切來說，宗教已經開始扮演一個更為顯著的政治角色”，
“可利用宗教成為道德改革或者國家認同的力量，甚至成為土著形式的民主。”引用同一位泰國政治人物的話：“成功的要素在于從傳統宗教中獲取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也必須符合于現代日常生活所需”。從經濟發展角度，宗教復興往往刺激經濟發展、成為社會安定的道德力量。臺灣著名學者魏萼教授認為，文化和宗教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斑@個力量是一般經濟學界經常忽略的問題。此乃是構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可謂‘第二只看得見的手’�！�
“由于市場經濟活動增加，廟宇重點地區慢慢變成一個商業市集，擴大成為經濟團體少宇所在地逐漸成為商業重點。”
印度情況雖然與東亞有一定區別，但在宗教的特殊作用則比之東亞各國有過之無不及。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早在20世紀初期就己產生。但它成為印度社會主要思潮乃是在90年代中后期印度印度人民黨崛起并執政之后才開始的。該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和理論的倡導者是戈爾瓦卡爾。戈爾瓦卡爾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要復興印度、重建一個繁榮富強的印度。他認為，重建印度的關鍵是復興印度教的古代傳統，建設一個強大大度教國家。其基本觀點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國家是印度教的國家。在他看來，醫治印度衰敗的藥方是復興印度教，最終建立一個強大的印度教的印度。他既反對西方的模式，也反對尼赫魯政府提出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模式。
印度人民黨組建后（建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該黨一方面繼承戈爾瓦卡爾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鼓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發起“恢復羅摩盛世”、推倒清真寺、重建羅摩廟的運動，反對國大黨政府照顧穆斯林的世俗主義政策等，但是同時也修訂了原來的純教派主義理論，倡導新的非教派主義綱領：
“民族主義和民族統一、民主、積極的非教派主義，甘地的社會主義和價值基礎上政治”。在行動上力圖改變黨的教派主義形象，支持為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保留議席的政策，通過決議允許賤民加入它的主要團體，要求各級黨組織發起反對種姓偏見和不可接觸制的運動等。更重要的是該黨所推行的基本內外政策與國大黨并無本質上的差異。瓦杰帕伊政府執政時所推行經濟政策，仍是努力致力于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計劃在未來10年內使印度增長率提高到7-8%，力爭在21世紀初成為“印度的十年”，決心使印度成為“新世紀的新印度”，即一個“強大、繁榮和富裕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民黨的教派主義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義、尼赫魯的世俗民族主義三者同出一轍。印度人民黨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主要出于政治上執政的需要，一旦執政便會淡化宗教色彩，適應新的形勢，繼續推行各黨派特別是國大黨所認可的民族主義政策振興印度，使之成為世界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印度人民黨正在用老甘地復活印度教的謀略，通過核試驗激發印度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贏得國內各界支持，獲得核大國地位，以此實現爭當世界大國的最終目標，這種“宗教民族主義”無疑有其正負雙重作用。但如果運用、處理得當，揚長避短，未嘗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適合印度國情的可取之舉。
但是，盡管宗教對東方國家現代有其積極的作用，但從現代化的極宗目標和對社會根本的變革的總體效果而言，畢竟有重要的負面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國家，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無疑是實現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美國學者 F·
B·弗蘭克爾對印度1947—1977年三十年的政治經濟作了一番研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是必須首先摧毀陳舊的宗教觀念、文化模式和社會結構，印度經濟問題只有靠直接向有產種姓和有產階級發動進攻才能得到解決。”隨著全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一體化的不可逆轉，印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這一現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爱斀竦挠《仍谡�、經濟、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思想觀念上正在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變革就像是緩慢進行著的革命，既充滿了痛苦，又充滿了希望；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印度就像是一只背負著重物的巨象。眾多的人口構成了它龐大的身軀，而它龐大的社會軀體上的重負則是其傳統性和多樣性�！�但由于印度傳統文化的極端頑固性，這使得它在現代化的發展的道路上步履艱難而又緩慢。這股強大的印度教復興思潮，其強勁的勢頭幾乎勢不可擋。對其利避、福禍評估目前似乎為時尚早。但是它顯然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
“是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和異化狀態的反應”。從世界總的現代化進程來看，印度教思潮的復興只不過是印度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插曲而己。它只有一個解釋，即：在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依然沒有徹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興中產階級在內的廣大民眾的思想觀念仍然深深地處于傳統文化的束縛和影響之中，傳統意識觀念和勢力依然占據著重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現代化的變革顯然需要付出更為艱難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在具體實施時總要面臨傳統勢力和思想的挑戰和阻礙。印度幾乎所有的變革都帶有一定的遲滯性和不徹底性。印度今后的社會變革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痛苦甚至是帶有血腥味的過程。”印度進步的社會勢力同傳統宗教觀念的斗爭必將是一個相當漫長、而又頗為艱巨的任務。沒有這項艱巨任務的最終完成，印度和其它東亞國家現代化的實現則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