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士海
內容提要：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印關系雖然經歷了風風雨雨，但基本上是處于一種“冷和平”狀態。除短暫時期之外，接觸與謀求關系正常化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中印之間在地緣政治上存在著競爭和沖突的因素，在邊界問題、西藏問題和中巴關系等方面存在著問題和分歧，但是兩國在許多國內和國際事務中也有著共同的利益。未來的中印關系既不是對抗的關系，也不會是戰略聯盟的關系，更大的可能則是競爭與合作并存。
中國與印度是兩個對地區乃至全球事務具有影響的崛起中的大國，兩國關系如何不僅關系到本國人民的命運與前途，而且關系到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未來的中印關系將如何發展？是關系惡化而陷入冷戰對抗？抑或是捐棄前嫌而睦鄰合作？本報告將著重分析影響中印關系的幾個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礎上做出判斷。
一、地緣政治因素
地緣政治對國家關系的影響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客觀現實。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中印關系也不可避免要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印之間在地緣政治上的沖突從印度獨立和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出現了，其根源并不僅僅是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更為重要的是兩國在現實利益和戰略利益上的沖突。獨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接收了英國殖民統治者和平移交的國家權力的同時，也自然地繼承了過去“主人”留下的遺產，其中包括與中國的非法疆界以及為把西藏作為防范中國勢力南下的緩沖區的安全戰略構想。正是這些殖民主義的遺產，后來成為中印交惡的根源。
中印地緣政治沖突的深刻根源主要在于印度把中國看成了戰略上的競爭對手和防范對象。印度是一個具有濃厚大國思想的國家，相信自己注定會成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的強國。早在獨立之初其政治領袖就認為印度的國際地位不是與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相比，而應與美國、蘇聯和中國相提并論。 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目標和與中國平起平坐的思想使其從心理上形成了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最大潛在威脅的觀念。印度的一些戰略分析家認為，“盡管中印之間不存在馬上就發生沖突的可能，…但是中印之間存在著固有的和根本性的競爭，這是一個長期的因素” ，“兩個亞洲巨人之間潛在的力量競爭，以及它們都自認為是當然的大國，文明和文化的中心，會繼續促使它們支持不同的國家和事業。印度將努力崛起，不僅是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個權力中心，而且是作為權力和影響的抗衡國家。…中印緩和只能被看作是出于兩國短期的策略上的動機，即使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得以解決，但由于對第三世界領導權的角逐，兩國在亞太地區必定保持一種競爭的關系” 。在印度，這種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的觀念在其智囊集團中有著較深的影響。在中國，一些分析家也持有中印之間存在著地緣戰略競爭的觀點。
中印之間雖然在地緣政治上存在著競爭和沖突的因素，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國必然要走上對抗的道路。理由如下：
第一，中國與印度過去都不是、將來也很難成為擴張主義的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輸出的國家，這是兩國避免沖突和對抗的基本因素。第二，無論是在當前的單極世界格局中，還是在未來的多極世界格局中，印度的競爭對中國來說并非根本的利害沖突或一方所得必為另一方所失的“零和”競爭。第三，兩國在地緣戰略利益上較少重疊之處。在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形成了兩國之間的天然屏障；在印度東部，東南亞日益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兩國之間起到了緩沖的作用。第四，中國與印度地緣戰略重心的不同也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雙方的沖突和競爭。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面臨的戰略壓力主要來自東部：未來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目標、重新修訂的美日安保條約、臺灣問題、ＮＭＤ和ＴＭＤ等因素顯然已經確定了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就印度來說，對其國家安全利益的現實威脅主要來自南亞內部。正像有的分析家所指出的：“印度的地緣戰略形勢更為復雜，問題也更多。中國的鄰國對其既懷疑又尊重，而印度的鄰國卻對其懷有深深的不信任” 。印度與周邊中、小鄰國的關系有著內在的沖突，領土與資源爭端、民族與宗教矛盾決定了其與鄰國關系的脆弱性。印度雖然制定了“東向政策”，但是其嚴重的地區安全問題和綜合國力的有限性決定了其戰略重心將主要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
從中國與印度周邊的安全環境來看，兩國關系將更趨向于合作而不是對抗。從印度方面說，與中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可以防止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亞中小國家尋求中國的支持與之抗衡。對中國來說，與印度保持睦鄰友好，將會避免西方敵對國家和周邊鄰國利用印度遏制中國。除此之外，雙方在地緣方面也存在著共同的利益。例如，兩國都與一些伊斯蘭國家毗鄰，都不希望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破壞南亞、西亞和中亞地區的穩定，更不會聽任泛伊斯蘭主義的滲透活動破壞自身的穩定和統一。這使兩國在抑制伊斯蘭極端宗教勢力的蔓延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方面都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需要。
二、國內因素
國家的對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內諸多因素的制約，中印兩國也不例外。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印度的戰略目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實現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這是兩國最根本、最重大的國家利益所在。為了實現現代化，中國于70年代末，印度于90年代初先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并打開了封閉的國門實行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使兩國經濟取得成就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內在的改革要求和動力。
現在中國與印度都制訂了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但是龐大的人口、復雜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的文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兩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異常艱巨復雜、甚至危機叢生的過程。現代化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社會、政治上的嚴峻挑戰，類似種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社會動蕩等國內安全問題將更加突出。發展經濟和維護國內穩定在今后很長一個時期都是兩國的首要任務，這將使兩國的國家戰略不得不更具“內向性”。為了最大可能地把精力和資源集中于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兩國不僅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安全環境，而且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國內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印度和中國現在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種族分離主義的挑戰，例如，印度東北部地區的種族分離主義活動自獨立以來始終就沒有停止，而中國的西藏和新疆地區也存在著民族分裂活動，這些分離主義勢力一旦獲得外部勢力的支持，無疑將使形勢更為嚴峻并會給各自國家平息分離主義增加極大的困難。因此，中印合作并建立睦鄰關系顯然是兩國防止國內分離主義活動加劇的最好途徑。而這種具有壓倒性的戰略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將緩和兩國之間的對抗性，抑制著兩國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上的沖突。
印度的對華政策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和搖擺性，既有愿意與中國發展合作關系的一面，也有防范甚至敵視中國的一面。其國內政治的因素對中印關系的影響總的來看是積極的，國內輿論的主流主張中印友好，各政黨的對華政策也有著基本的共識。現在執政的印度人民黨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曾經被看作右派政黨，作為反對黨時主張對中國實行強硬政策，但執政后對華政策趨于溫和化。該黨領袖瓦杰帕伊任外交部長時曾于1979年訪華，試圖推動中印關系正常化。目前印度人民黨處于執政地位，雖然核試驗時曾攻擊過中國，但是核試驗以后，該黨對華政策的主要方面是謀求與中國關系的正常化。
今后對中印關系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的一個因素是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印度是一個驕傲的民族，自80年代以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上升，主張在國際關系中“以實力對實力”的強硬派占據了上風，1998年的核試驗便是這種思想的體現。新德里的多數智囊人物都認為與中國改善關系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但一些強硬派認為，“兩個巨人鄰居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力量大體相當時才有改善關系的可能。一個軍事上軟弱無力，沒有核武器和導彈的印度，即使是在多極的世界也只能被當成中國勢力范圍的一部分。” 有些對華強硬派身居要職，對政府的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印度核試驗以后，個別人甚至提出了一些針對中國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極端主張，例如，印度應與達賴簽訂邊界條約，向臺灣出售核和導彈技術，不承認西藏、臺灣為中國領土，等等，有的甚至主張與美國、日本、俄羅斯三國聯手鉗制中國。如果這些極端的主張對政府的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印度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對中國采取一些強硬的甚至是咄咄逼人的舉動。如果中國對此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不能以一種寬容的心態與印度的強硬派打交道，甚至也以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還擊，那么中印關系則很有可能急劇惡化。
三、邊界問題
邊界問題是困擾中印關系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最大問題，其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它并非一個單純的領土問題，還涉及到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人民感情等問題。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但是尼赫魯政府卻拒絕了中國提出的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主張并實行了不斷蠶食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結果導致了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邊境戰爭。這場戰爭大大加深了印度人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一些印度人，甚至一些對政府決策頗有影響的人士認為，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中國背信棄義，“從背后捅了朋友一刀”，是中國為了爭奪對第三世界的領導權而精心策劃的陰謀。這種看法對未來中印關系的發展無疑極其有害和相當危險。它可能對今后兩國互諒互讓地解決邊界問題形成障礙，甚至制造后代人對中國的仇恨乃至報復心理。
中印邊界問題是最易引起兩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導火索，預計這一問題在短期內還難以解決。但是在可見的未來，中印在邊界地區發生有計劃的、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這主要是受到了兩國國家根本利益的制約。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與印度的軍事力量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目前兩國都擁有大量先進的武器裝備。這不僅意味著兩國威懾和防御對方的能力得到加強，同時也意味著即使是打一場常規戰爭，對兩國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將是一場難以承受的巨大災難，戰爭所付出的高昂代價將大大超過任何地緣政治上的收益。兩個大國之間的任何大規模的軍事沖突、甚至沖突的可能性都會對國內的經濟發展戰略產生極其嚴重的不利影響。
對中國來說，只要印度嚴格維持邊界現狀, 中國就沒有壓倒性的需要進行冒險。中國軍力在整體上比印度占有優勢，但自1962年以來，中國從沒有對印度采取過任何軍事行動。中國對解決邊界問題的態度是明確的，不相信用武力強行占領有爭議的領土能使邊界問題得到最終的解決。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在邊境戰爭中打勝之后單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動從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的主要原因。
對印度來說，80年代以來其在邊界上的常規軍力比中國占有優勢，交通和后勤供給也已經得到很大改善，有的軍事觀察家認為，“現在的印度軍隊可以穿過中國邊界插入西藏” ，但是印度主動挑起邊界沖突的可能性極小，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的整體軍力和戰略威懾能力更加強大，還因為這將使印度承擔巨大的風險。第一，印度雖是那場邊境戰爭的失敗者，但在邊界領土上卻是既得利益者，新的沖突將可能改變現狀；第二，印度將重新面臨兩面受敵和兩線作戰的最壞局面；第三，印度有可能面臨東北部地區的分離主義活動加劇的危險。
1962年的邊境戰爭之后，兩國都在邊界地區部署了相當數量的軍隊。由于實際控制線的走向不明確，雙方邊防人員曾發生過一些小規模的沖突，1987年甚至出現了一場危機，但沖突和危機很快就被兩國政府平息。這表明中印都在邊界問題上都采取了相當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沖突的擴大和升級。90年代，兩國為了避免邊界沖突的再次發生而建立了一系列的信任措施。1993年印度總理拉奧訪華時兩國簽訂了《維持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和平與安寧協定》。根據這項協議，雙方一致同意通過政治對話的途徑和和平友好的方式協商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并許諾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1996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印時雙方又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目前兩國建立的信任措施主要包括：削減邊境的軍事力量；軍隊指揮官之間保持“熱線”聯系；邊防人員定期會晤；禁止在商定的區域進行特定規模的軍事演習；部隊調動和軍事演習預先通知對方；防止發生侵犯對方領空事件，一旦發生應協商解決，等等。這兩個協定的簽署對促進兩國的相互信任和邊界問題的最終和平解決奠定了基礎。印度輿論也對這兩個協議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實質上是中印之間的“非戰協定” 。自1987年的邊界沖突以后，中印邊界始終保持著和平與安寧，90年代以來兩國還在邊界地區先后開放了幾對邊境貿易口岸。
目前中國和印度雖然都有解決邊界問題的意愿，但是雙方的分歧較大，誰都無法做出更多的讓步。兩國現在都意識到，邊界問題只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通過相互妥協取得雙方都滿意的結果，才能避免留下隱患。印度已經改變了原來所持的邊界問題不容談判，不解決邊界問題就不能發展關系的僵硬態度，雙方現在都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談判，這為避免沖突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從1981年開始，中印就邊界問題先后舉行了八輪會談。1988年兩國又設立了聯合工作小組（ＪＷＧ），專門就實際控制線的走向進行核實工作。目前，兩國已開始了對爭議最小的實控線中段的核實工作。今年7月中國外長唐家旋訪印時，雙方又一致同意提高聯合工作小組的官員級別和加快實控線的核實工作。
四、西藏問題
所謂的西藏問題是中印關系中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處理不好會直接導致兩國關系的惡化。對于中國來說，西藏至少有著兩個重要的意義。從地緣戰略上看，沒有這片廣袤的高原作屏障，中國便失去了戰略縱深，現在的大后方就會變成大前方。從政治意義上講，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西藏獨立將會對其他少數民族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鑒于西藏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讓步。
對于印度來說，西藏也有著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英國殖民統治者為印度制定的安全戰略構想的內容之一是把阿富汗和西藏作為防范俄國和中國勢力南下的緩沖區。但這種構想卻因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而遭到破滅。盡管印度對中國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但尼赫魯政府還是采取了理性的現實主義的政策。他在議會中表示，“世界上發生許多我們不喜歡或與我們的愿望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能像手持長矛的堂吉訶德一樣去反對任何不喜歡的事，因為這不僅與事無補，反而會引起麻煩” , “我們正在放棄我們實際上無法掌握而事實上已經失去的東西”，面對這種已經改變而又極為脆弱的地緣政治環境，印度所能實行的只能是“通過對華友好來實現國防” 。1954年4月印度與中國簽訂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放棄了從英國殖民政府繼承下來的特權，明確承認了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四十多年來，即使是在兩國交惡期間，印度官方也沒有改變立場。
按照這種情況，西藏已經不應再是中印之間的“問題”了，但是一些中國的分析家卻始終對印度對西藏的覬覦之心懷有很深的疑慮。認為“印度要想稱霸南亞，在北方它必然要解決分離中國西藏的問題，這就不能回避與中國對抗” ，“西藏獨立可使中印之間出現一個緩沖地帶，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夾擊的條件下，在南亞大陸繼而在印度洋地區采取更為大膽的行動” 。做出這樣分析的理由是，印度至今只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從不明確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犯過錯誤；印度政府雖然一再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領土上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但實際上從未取締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存在和活動；現在印度國內，包括政府內有一些同情達賴分裂集團的反華勢力，將來一旦西藏內部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印度就會與西方敵對國家聯手“促成西藏與中國分離”。
上述估計并非完全是主觀臆想，如果中印處于全面的對抗狀態，印度并非沒有插手西藏的可能。但在可見的未來，中印之間在西藏問題上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印度究竟不是地緣上遠離中國的西方國家，插手西藏的分裂活動意味著干涉中國的內政，這無異于把自己置于與巨人鄰居公開對抗的地位，這顯然不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其次，印度自身所面臨的種族分離主義的威脅要比中國嚴重得多，支持西藏獨立或公開支持西藏流亡集團的分裂活動可能會引火燒身。
五、中巴關系問題
南亞地區的繁榮、和平與穩定無疑符合中國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擁有核能力的印巴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不僅有利于中國改善周邊的安全環境，而且可以使中國擺脫兩難選擇的境地。印度前駐華大使任嘉德先生正確地指出：“中國不愿看到印巴之間持久的敵對，更不愿印巴發生武裝沖突，或者出現中國站在哪一邊的形勢” 。 印巴沖突的根源在于兩國內部，克什米爾爭端是導致印巴對抗的主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克什米爾問題得以解決，兩國關系在短期內也難以完全得到改善。無論是在冷戰期間還是冷戰結束以后，中國與其他大國都不希望印巴之間爆發戰爭。
早在冷戰結束之前，中國的南亞政策就發生了變化。在敏感的克什米爾問題上中國采取了中立的態度。1991年中國總理李鵬在訪印期間發表的中印聯合聲明中，主張兩國在西姆拉協定的框架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這一爭端。1996年江澤民主席訪問巴基斯坦時，在巴議會的演說中提議，雙方應當擱置歷史遺留的問題，在相互一致的領域建立和發展關系。中國鼓勵南亞中小國家與印度合作，支持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贊賞印度旨在改善與鄰國關系的“古吉拉爾理論”和印巴走向和解的《拉合爾宣言》；對1999年在克什米爾印巴控制線地區發生的卡吉爾沖突中國采取了中立的立場，呼吁雙方尊重控制線和早日停火。所有這些舉動表明，中國無意插手南亞地區的內部事務，更不愿卷入印巴沖突之中。
中國與印度發展關系是不會以犧牲巴基斯坦的利益為代價的，中國不支持巴基斯坦的某些行動也不表明中國將拋棄巴基斯坦。中國認為在印巴之間采取平衡、公允的態度更有利于促進印巴關系的正常化，從而對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起到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此外，與巴基斯坦保持著“全天候”的關系也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一是有利于中國與廣大穆斯林國家的合作；二是有利于遏止新疆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和種族分離主義的活動。
目前印度最為關注的問題是中巴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和軍品貿易。美國情報機構關于中國向巴基斯坦輸出核武器和導彈技術的報道增加了印度對中國的疑慮和不滿。中國雖然對此類報道予以否認，但如果不能增加中巴軍事合作的透明度，那么不僅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將受到損害，而且中印關系也難以得到真正改善。
六、 印度的核計劃因素
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繼進行的核試驗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中國與其他大國一樣呼吁印巴遵守聯合國通過的1172號決議，簽署ＣＴＢＴ和ＮＰＴ。中國顯然不愿看到在自己的周邊突然出現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印巴核競賽只能惡化中國自身的安全環境。但是兩年來的事態發展表明，要求印巴主動放棄其核計劃顯然難以實現，中國和國際社會似乎只能面對與兩個事實上具有核能力國家打交道的現實。
印度以中國威脅為借口進行核試驗的作法嚴重傷害了中國的感情。兩國關系一度跌至90年代的低谷，中國一度中斷了與印度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正常往來。但與此同時，兩國政府都在努力防止雙邊關系進一步惡化。1999年6月年印度外長賈斯旺特·辛格應邀訪華就是這樣的一種努力。這次訪問使中印關系經過短暫的冷淡以后重新回到了正常化的軌道。兩國外長在兩個方面達成了共識：一是中印互不構成威脅；二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系和兩國關系的準則。另一項具有實質性的成果是兩國決定建立雙邊安全對話機制，這一機制對雙方加深了解，消除疑慮和促進互信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中印舉行了第一次安全對話會議，5月納拉亞南總統訪華時雙方并沒有提及核問題。這表明，中國把核不擴散看作全球性的問題，并沒有把印度的核計劃看成是對自身的威脅，更沒有把印度的核試驗當作發展兩國關系的障礙。事實上，印度197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枚核裝置就表明其已經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在這二十多年間，兩國的關系并沒有受到影響。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印度在將來的核武器部署中瞄準中國，兩國關系將會急劇惡化。
七、大國關系因素
冷戰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謀取國際主導地位和世界霸權，分別組織政治、軍事集團，激烈爭奪各自的勢力范圍和軍事優勢。美蘇利用印、巴矛盾在南亞地區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中印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蘇爭霸的影響。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與印度得到美蘇的支持有著密切的關系。70年代南亞地區出現了美、中、巴軸心對蘇、印、阿（阿富汗）軸心的局面。80年代后期，中蘇和解加快了中印關系正常化的步伐。冷戰的結束使中印關系擺脫了美蘇對抗的影響，兩國關系明顯得到改善。在未來的中印關系中，美、俄等大國關系因素仍會產生一定影響，但兩國關系的基本走向將主要取決于雙方對各自國家根本利益的判斷。
1．美印結盟的可能性
作為南亞地區的大國，印度在世界大國的力量平衡中具有重要的分量和戰略價值。冷戰初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想把印度拉進自己的陣營，但是印度卻堅決地選擇了不結盟政策。整個冷戰期間，印度與美國的關系齟齬不斷并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美巴結盟和印蘇結盟，使兩國均把對方視為“敵人的朋友”。
冷戰結束以后，巴基斯坦在美國的全球戰略地位下降，美國斷絕了對巴的援助，印蘇結盟關系也不復存在，美國與印度都不再把對方視為“敵人的朋友”，兩國關系有了較大的修復和發展。對于美國來說，印度不僅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潛在大市場，而且在戰略上是制衡中國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國的一些戰略家明確提出美印聯盟制衡中國的建議。例如哈佛大學的亨廷頓在1998年1月訪問新德里時提出，“印度面臨三種選擇：保持孤立，則被邊緣化；與其他亞洲國家站在一起，則永遠處于中國的陰影之下；與美國結為戰略盟友，不僅能夠繁榮經濟，還有助于建立戰略盟網，最大程度地保證世界和平。” 但是，美國對印度的所作所為也始終心存不滿。例如，在美國前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看來，“印度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大國，只是它的民主制度給它在海外的抱負加上了比較溫和的色彩。多年來，新德里一直支持蘇聯形形色色的侵略，與鄰國交戰比中國更頻繁，無視核不擴散條約，動用武力解決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果阿等一些問題，無視克什米爾人權，在世貿組織的談判中吵鬧得不亞于中國。 ”從戰略上講，印度也是美國企圖建立和維護單極世界的挑戰者，因此長期以來也一直是美國加以防范和施加戰略壓力的對象。
冷戰后印度最為重要的外交目標就是積極尋求與美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因為這既可以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其大國地位，又可以在經濟、技術上得到好處，此外還可以在戰略上保持對中國牽制與壓力。今年3月克林頓總統訪印取得了成功，為未來印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今年9月，瓦杰帕伊總理對美國的回訪是兩國縮小分歧和保持雙邊關系發展勢頭的又一重大舉措。今后印美之間的合作將會不斷加強，兩國甚至會建立類似中美之間那種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印度是一個民族主義思想濃厚的國家，在這個曾經遭受了近200年西方殖民主義統治屈辱的國家里，對西方新殖民主義的戒備心理非短期就能消除。印度在外交上也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它的戰略目標是“做一個有生有色的世界大國”，不愿“扮演二流角色”，更不想淪為大國的附庸而失去對外政策的自主權。在一些重大的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印度與美國存在著重大的利益分歧，因此印度不會聽命于美國，也不會同意成為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除非印度真的感到其國家安全受到了中國的嚴重威脅，否則它與美國結盟共同遏制中國的可能性很小。與美國結盟遏制中國無異于公然與中國為敵，迫使中國改變在印巴之間的中立政策，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于己不利的安全環境。印美結盟也必然引起俄羅斯的不滿，破壞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系，另外，印度與美國結盟幾乎必然遭到國內左派政治力量的反對，甚至會危及政府的執政地位。
2．中俄印建立戰略三角聯盟的可能性
中俄印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立場，例如三國都主張建立多極世界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都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北約的“新干涉主義”。中俄印在全球戰略目標上的一致性不僅是因為三國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與西方國家存在著天然的差異，最根本的是國內的種族問題使它們在這些全球問題上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戰略目標是保持其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它要防止任何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國際力量的出現。如果說，美國并不擔心在可見的未來能有哪個國家可以成為其戰略對手的話，那么它則擔心幾個大國聯合起來與其分庭抗禮。中、俄、印三國都是與美國戰略目標相互沖突的非西方大國，三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美國及其同盟國家的戰略壓力，這使三國內部自然而然地會產生相互借重抵制壓力的思想。正是基于這種思想，1998年12月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訪印時提出了建立中印俄戰略三角聯盟的建議。但是這一提議顯然沒有得到中國與印度政府的積極響應。雖然中、印、俄三國在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進行磋商和協調乃至采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三國建立旨在針對美國的戰略三角聯盟則基本上沒有可能。首先，中、俄、印都與美國有著重大的利益關系，也沒有面臨來自美國的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因此沒有必要與美國對抗，使東、西方重新陷入冷戰；其次，三國既有共同的利益，同時也存在著地緣戰略的競爭關系，俄印是較少地緣戰略利益沖突的天然盟友，但兩國對中國的強大都心存疑慮；第三，中國與印度在軍事上都與俄羅斯有著密切的合作關系，俄是中印先進武器的主要來源，但是中印之間則不存在這種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重大的現實利益驅動；第四，中、俄、印之間既缺乏深厚的經濟基礎，也不存在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體系上一致性。
綜上所述，在未來的大國關系中，印度既不會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遏制中國，也不會加入針對美國的戰略聯盟。它將繼續實行冷戰時期的不結盟政策，在大國之間實行平衡外交，在避免卷入大國或大國集團之間對抗的同時，與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同時改善和發展關系。這種政策既可以迎合國內民眾中普遍存在的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心理；又可以避免因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導致國內政治上的分裂。在國際上，印度將為自己創造這樣一種戰略環境：既要得到大國重視，又要不被大國強制。在大國的競爭中使自己擁有更大的外交活動空間和回旋余地，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于自身發展和崛起的機遇。
八、結論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印關系雖然經歷了風風雨雨，但基本上是處于一種“冷和平”狀態。兩國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以及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差異和競爭，但這與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爭奪世界霸權顯然不同，除短暫時期之外，謀求關系正常化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未來的中印關系既不是對抗的關系，也不會是結盟的關系，競爭與合作并存，接觸與謀求關系正常化將是兩國關系的主流。決定中印關系這種發展大勢的最根本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兩國在國內和國際戰略上的共同利益；二是兩國對對方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使兩國只能采取現實主義的政策，這就是互相尊重、和平共處與共同發展。（本文載《2000年亞洲報告》, 2001年, 長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