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對危機的看法眾說紛紜，誰也很難看懂這場危機。作者根據美國政治經濟的實景，采用大量公開媒體報道，推測了在危機時期華爾街與美國政壇等重要人物由于所處的位置、角色與環境等的所思所為。在此基礎上，寫就《華爾街危機：一個并非不真實的故事》系列文章，目的是幫助大家理解美國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當然，一家之言，難免有失偏頗與不確之處，部分場景和分析可能也不一定準確，僅供參考。另外，系列文章參考了近期《中國日報》信蓮編輯的關于美國金融危機的若干分析與評論。例如，9月29日的《關于美國“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的預判》、10月2日的《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歐洲能做些什么？》、10月9日的《歐洲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措施及影響分析》以及10月9日《美國金融危機中對公允價值會計問題的爭論》。在此，感謝這些文章的理論性啟示。
華爾街高管們的“腰包”該收緊了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9月25日夜，保爾森回到財政部應急小組辦公室，無奈地告訴他的助手們：看來我們只得接受收緊華爾街高管們的“腰包”的現實了，希望這不會對問題機構參加救助計劃造成影響。原來，近幾日國會的辯論中，民主黨提出要求限制華爾街高管的薪酬并限制那些參與救助機構的高管領取離職津貼。盡管保爾森堅持限制公司高管薪酬可能導致一些金融企業不愿參與救助，但也無濟于事。保爾森屈服了。然而，接下來的故事讓他慶幸自己的妥協……
10月6日，美國國會為探究金融危機根源舉行首場聽證會，剛剛倒閉的雷曼兄弟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德?富爾德（Richard Fuld）“出庭作證”。12時38分，眾議院監管和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亨利?維克斯曼（Henry Waxman）敲響法槌，宣布聽證會開始。維克斯曼首先發問：“福爾德先生，您的銀行在走向倒閉，我們的國家正陷入危機，而您卻在8年來領取了4.848億美元薪酬，這讓普通民眾如何接受？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公平嗎？！”福爾德緩慢摘下眼鏡，低頭答道：“不對，我的收入應該略少于2.5億美元。當然，這仍然是很大的一筆。”維克斯曼斥責道：“你拿著別人的錢去冒險，為自己掙了這么多錢。這樣的制度對你有利，但其他國民呢？其他納稅人呢？他們現在要拿出7000億美元來拯救災難中的華爾街和美國經濟！”而且，據國會議員出示的文件顯示，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前4天還打算對兩名高管支付高達1820萬美元的“遣散費”。更有甚者，在眾議院第二天舉行的聽證會上，一位議員透露，美國國際集團（AIG）在獲得政府提供的850億美元“救命錢”數天后，其高層管理人員即赴加利福尼亞州豪華海灘度假勝地療養，花費超過44萬美元。
不過，這就是華爾街的游戲規則：拿著別人的錢去冒險，成功時領取高薪，失敗了由股東和債權人承擔損失，再嚴重可能還有政府和納稅人兜底。曾經的華爾街五大投行首席執行官在2003年到2007年牛市期間，共獲得了高達31億美元的薪酬，相當于近700萬人口的塔吉克斯坦去年的GDP。但當經營不善或破產時，這些“大鱷們”卻可以“撐著金色降落傘”瀟灑地離開，在“主街”（mainstreet）度過一段悠閑的時光后重返華爾街名利場。花旗前任首席執行官查爾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因經營不善于去年11月離職時，獲得的津貼“套餐”包括一輛名貴轎車、一名司機、一間豪華辦公室外加1040萬美元年終獎金。面對國會議員質問，普林斯的回答是：“在我擔任CEO期間，花旗實現了非凡增長，股價比2002年低點上漲了60%，董事會認為給我加薪是應該的。”
最近，不少國內外學者指出，華爾街這種過度強調短期回報的文化以及由此設計的激勵機制也是此次危機的誘因之一。華爾街高管們的薪酬和激勵機制沒能真正與機構的風險管理、長期業績相掛鉤，形成較高的“道德風險”，促成管理層短期行為傾向較重，為追求利潤，不斷設計復雜產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難以對這些產品的風險加以判斷，也就難以進行風險控制了。還有少數學者認為，投行從合伙制（花自己的錢）到公司制的轉變（玩別人的錢）進一步扭曲了短期化的激勵制度。美國最大工會組織勞聯-產聯（AFL-CIO）首席財務官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提出，股權和獎金激勵計劃解釋了為什么美林、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的首席執行官們草率地把全部賭注壓在那些“有毒資產”上，他們從短期股價上漲中獲利，當那些不切實際的賭注失敗后，買單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
當保爾森三頁紙救助方案公布時，普通民眾紛紛質疑，是那些“華爾街精英”經營不善，釀成了這場金融危機，憑什么要讓全體納稅人來負擔？市場繁榮時，他們每年獲得巨額高薪，如今市場崩塌，就讓他們“撐著金色降落傘”，而把巨大賬單丟給普通納稅者嗎？9月25日，美國會兩黨要員徹夜討論救助方案，民主黨提出要求限制華爾街高管的薪酬并禁止那些參與救助機構的高管領取離職津貼。保爾森的看法則是，如果限制公司高管薪酬，一些金融企業可能不愿參與救助,從而給清除金融系統壞賬帶來不便。為此，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馬科斯?巴庫斯（Max Baucus）還與保爾森發生了激烈爭執。
《洛杉磯時報》一篇報道建議把高管薪酬上限定為普通員工50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John McCain）在一次競選活動中說：“那些得到財政部救助公司的高管，薪水不能超過政府公務員最高薪酬水平（布什總統每年工資40萬美元）。”就在9月初美國政府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Barack Obama）公開表示：“美國財政部的措施史無前例，用納稅人的錢來挽救兩家公司。在這種情況下，絕不允許兩家公司高管發意外之財。”
保爾森縱使“三頭六臂”，背靠布什支持，但還是抵擋不住美國各界對于限制被救助機構高管薪酬的強烈要求。而民眾和議員們更是抓住了保爾森的軟肋，因為他在執掌美國財政部前曾是高盛首席執行官，原本就是華爾街游戲規則的受益者：2005年底，保爾森領得高達3830萬美元天價薪酬，成為當時華爾街工資最高的首席執行官。同時，議員們指責保爾森替他華爾街的同僚們辯護，維護他們的利益。最終，保爾森屈服了，他的“顧問小組”將限制高管薪酬加入救助方案。
最終的救助方案對被救助機構高管薪酬限制要點如下：當財政部直接從金融機構購買“問題資產”時，將限制這些企業實施鼓勵管理人員過度承擔風險的薪酬體系，并禁止實行新高管離職的“金色降落傘”計劃；當財政部從一家金融機構收購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資產的數額達到3億美元，該金融機構最高級別5位高管50萬美元以上的薪酬將不得抵扣稅收；除正常退休外，其他情況下的高管解聘補償也將被征以20%的消費稅。據《中國日報》信蓮的一篇分析報道指出：“由于政府作為金融機構潛在的新股東，加上金融機構業務模式發生的實質改變（尤其是獨立的投資銀行），適當限制高管收入是合情合理的措施。”
哈佛大學國際經濟教授、前美聯儲波士頓分行主席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認為，此次危機后，人們應當重新審視投資銀行的公司治理機制，其中首席執行官和其他高管的薪酬待遇是該首先考慮的問題。以2007年為例，S&P500公司首席執行官平均年收入幾乎翻了一倍，而公司利潤平均只增長了12%。投資圣手巴菲特憤怒地指出：“美國公司高管的年薪與業績常常嚴重脫節，而且到了荒謬的地步”。
值得一提的是，雷曼兄弟實際上也設計了員工持股、股票期權等薪酬制度以緩解短期激勵的負面影響（這也是目前較為流行的薪酬激勵機制），其24000名員工獲得公司近30%的股份，而這些員工為了體現對公司的忠誠和對美好前景的向往，一直持有這些股份，如今卻一文不值（預計損失了100億美元），而很多員工離開時就連遣散費都沒能領到。（一家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