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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青會”四大頭目
[ 2008-06-03 10:26 ]

中國日報網(wǎng)站環(huán)球在線消息:自拉薩“3·14”事件以來,達賴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的真面目暴露無遺。讓世人憤慨的是,達賴集團在分裂祖國的道路上,竟然打出了“暴力”和“恐怖”兩面大旗,沖在最前面的,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藏獨”組織——“西藏青年大會”(以下簡稱“藏青會”)。

鮮為人知的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80%以上的工作人員,都是“藏青會”成員。這個把持著“西藏流亡政府”的組織,不僅制造了1987年、1988年、1989年的三次拉薩騷亂,更策劃實施了拉薩“3·14”事件以及對中國18個駐外使領(lǐng)館的暴力沖擊……

為揭開“藏青會”的真實面目,本刊記者日前奔赴四川成都,采訪了四川藏學研究所的藏學專家謝剛政研究員。在謝剛政看來,“藏青會”正日益成為一個恐怖組織,其“四大金剛”的所作所為就是最好的證明。

次旺仁增

“3·14”事件發(fā)生后,“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公然鼓吹用自殺式襲擊謀求“藏獨”,準備至少再犧牲100名藏人,以達到破壞北京奧運會的目的。

1970年10月7日,在達賴的親自指揮下,“藏青會”在印度達蘭薩拉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達賴高聲喊道,大家要“拿出決心和勇氣”,追求“西藏獨立”的目標。他還為“藏青會”確定了明確的宗旨:“體現(xiàn)藏族青年的民族精神,實現(xiàn)西藏獨立。”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藏青會”逐步控制了“西藏流亡政府”。如今,這個號稱“擁有81個分會,成員3萬多名(據(jù)中立人士估計,其會員至少有1.3萬人以上)”的組織,占據(jù)了“西藏流亡政府”80%以上的官位后,在“藏獨”道路上更是急突猛進。然而,讓人驚訝的是,“藏青會”的主席竟是一個外國人——擁有美國國籍的次旺仁增,于2007年8月當選為“藏青會”第13屆主席。更讓人吃驚的是,此人居然聲稱要對中國大陸實施自殺式襲擊!

拿“藏獨”當生意做

1971年,隨達賴逃到印度的一對藏族夫婦,在印度南部生下了一個男孩。夫婦倆給這個兒子取名次旺仁增。此時的達賴,正在達蘭薩拉過著奢靡的生活,但慘遭其拋棄的次旺仁增的父親,卻仍舊像奴隸一樣賣苦力——做筑路工,開出租車……然而,一家人仍時常忍饑挨餓。

1993年,根據(jù)美國政府頒布的“西藏人重新安置計劃”,22歲的次旺仁增移民美國。他先是在洛杉磯開了一家咖啡店,但生意差得難以維持生計。不得已,他帶著老婆和兩個女兒搬到俄勒岡州的波特蘭,開了一家裝修公司,生意小有所成,不久就在市郊買了一幢房子,還入了美國國籍。

這個“美國人”是如何對“西藏獨立”產(chǎn)生興趣的?2007年當上“藏青會”主席后,次旺仁增曾解釋說,這源于“愛國主義”——“老一輩西藏人將西藏視為藏人宗教與文化的圣地,而我們這些年輕人的使命感更強烈,堅持認為西藏應(yīng)該獨立,這樣才能讓西藏成為一個能保護藏族宗教與文化的‘安全港灣’”。然而,他的一個生意伙伴卻說:“次旺仁增是一個功利心很重的人,他加入‘藏獨’組織,就是想多認識一些在美國的藏人,然后把生意做大。”

這個生意伙伴的解釋顯然更加合理。事實證明,次旺仁增后來發(fā)現(xiàn),搞政治比搞裝修“更有賺頭”,便把生意交給別人打理,他自己則一門心思做起了政治“生意”。由于能說會道且“敢打敢拼”,他在“藏青會”內(nèi)的地位扶搖直上,很快就升任北美地區(qū)分會的負責人,直至2007年8月當選“藏青會”第13屆主席。

派人到伊拉克搞實戰(zhàn)

早在任“藏青會”北美分會負責人時,次旺仁增就多次揚言要“組織武裝抵抗”。但許多年來,外界一直不知他將采用何種手段,直到一名美籍藏裔士兵死在伊拉克前線,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2005年4月1日,一個名叫貞其·丹增曲古的藏裔美軍士兵,在伊拉克被反美武裝打死。丹增曲古出生于印度達蘭薩拉,1992年隨母親移民到美國猶他州。在他上中學的時候,次旺仁增曾帶著“藏青會”北美分會的成員,走進他所在的學校,征集支持“藏獨”運動的簽名。其間,丹增曲古表現(xiàn)活躍,得到了次旺仁增的最高“嘉獎”。從那時起,他就成了次旺仁增的忠實追隨者。

中學畢業(yè)后,丹增曲古專門找到次旺仁增深談了一次,希望“前輩”指點迷津。當時,次旺仁增告訴眼前這個不諳世事的小伙子,應(yīng)該先到美國軍隊中鍛煉鍛煉。丹增曲古死后,他的母親稱,她的兒子“總想為祖國西藏做些事情,加入美軍就是想接受訓練、積累經(jīng)驗,以便日后為西藏獨立而戰(zhàn)”。

據(jù)透露,次旺仁增還多次要求其他“藏青會”年輕成員“留學美軍”,掌握“未來的武裝斗爭技巧”。在“藏青會”的網(wǎng)站上,他對丹增曲古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企圖將這個無知的“炮灰”樹為年輕海外藏人的“榜樣”。

叫囂“至少再犧牲100名藏人”

今年1月,次旺仁增開始策劃“西藏人民大起義”,還散發(fā)了一份《倡議書》。他在《倡議書》中宣稱,“西藏人民大起義”是“一項西藏境內(nèi)外藏人參加的全球運動”,目的是“通過喚醒、協(xié)調(diào)西藏境內(nèi)的行動,給中國制造危機”。3月10日,他從“藏青會”中精心挑選出101名核心成員,從達蘭薩拉出發(fā),正式挑起了“大起義”。

“3·14”事件發(fā)生后的第二天,次旺仁增召集“藏青會”高層,在達蘭薩拉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立即組建游擊隊,秘密入境開展武裝斗爭”的決議。他們還就人員、資金、武器購置等制定了初步方案,并準備從中尼邊境秘密潛入西藏。他瘋狂地叫囂:“為了徹底勝利,我們已經(jīng)準備好至少再犧牲100名藏人。”

5天后,次旺仁增再放厥詞:“暴力活動基本達到了喚醒國內(nèi)藏區(qū)反抗意識、引發(fā)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高度關(guān)注的預(yù)期效果,此次活動只是今年反抗活動的序曲。”

3月25日,北京奧運會火炬在希臘點燃的第二天,大約有50名接到次旺仁增指令的“藏青會”成員,在印度達蘭薩拉點燃了“藏獨”火炬,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就連達賴集團內(nèi)部的人也都在問:這支“藏獨”火炬到底能燃燒多久呢?

甲日·洛迪

同是“藏青會”頭目的甲日·洛迪,現(xiàn)在是達賴的特使。他游走在達賴與西方國家之間,也多次代表達賴與中國中央政府進行接觸。5月4日,他與中央政府的代表在深圳再次進行了接觸。

低調(diào)得近乎神秘的甲日·洛迪,是達賴最倚重的人物之一。一方面,他作為達賴駐美國的特使,代表達賴與歐美國家的一些政要和反華勢力搭建關(guān)系;另一方面,他作為達賴的代表,自2002年開始,先后7次與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接觸,為達賴投石問路。

與達賴弟弟共組“藏青會”

甲日·洛迪1948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當?shù)卮箢^人甲日·尼瑪堅贊的二兒子,曾被認定為當?shù)赝聊舅驴安及⒌さ霓D(zhuǎn)世活佛,從小就在寺院內(nèi)接受教育。9歲那年,甲日·洛迪隨父親到了西藏,兩年后又隨父逃到印度。1966年,年僅18歲的甲日·洛迪,作為達賴集團四大家族之一——甲日家族的后人,進入“西藏流亡政府”秘書處工作,由此結(jié)識了達賴的弟弟丹增曲杰。

由于甲日·洛迪和丹增曲杰都是“西藏流亡政府”中的貴族成員,同受西式教育,有不少“共同語言”,因此,兩人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誼”。1970年,在達賴的授意下,二人牽頭組建“藏青會”,妄圖“以年輕人的方式謀求‘藏獨’”。甲日·洛迪先后出任“藏青會”的秘書長、副主席,并于1975年出任主席。

出于“要向全世界介紹西藏斗爭”的考慮,甲日·洛迪創(chuàng)辦了“自由西藏通訊社”和《西藏之聲》英文報刊,成為西藏流亡團體中首批向外界宣傳其主張的英文輿論工具。

甲日·洛迪的所作所為得到了達賴集團的賞識,很快就進入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核心圈,先后在“宗教部”、“衛(wèi)生部”和“外交部”任職,并成為達賴的私人秘書和英文翻譯。

1987年,達賴為推進“西藏問題”國際化,決定建立駐外辦事機構(gòu)。經(jīng)過精心策劃,達賴集團在海外設(shè)立了10多個辦事處和兩個特別代表處。達賴十分看重這些辦事處和代表處,因而在最重要的“華盛頓特使辦公室”特使人選上,他幾乎未加考慮,就選定了甲日·洛迪。

甲日·洛迪沒有讓達賴失望。1987年到美國后,他立即展開密集的活動,安排達賴多次訪問美國。次年,他又在華盛頓策劃、創(chuàng)立了“西藏國際運動”組織,并親任董事會執(zhí)行主席。這個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后來成了為達賴集團搖旗吶喊的重要外圍“藏獨”組織。

與“疆獨”組織沆瀣一氣

甲日·洛迪的“突出能力”,還表現(xiàn)在他推動達賴集團與國際“疆獨”組織 勾結(jié)一事上。

1991年,達賴集團伙同“疆獨”勢力——“東突”艾沙集團等,成立所謂的“世界民族地位組織”,提出了“幫助那些沒有加入聯(lián)合國和其他世界性組織以及在國際上無地位的民族恢復(fù)獨立與自由”的口號。甲日·洛迪代表達賴集團具體籌劃此事,還出任該組織指導委員會的主席。

1992年1月,“世界民族地位組織”糾集一幫國際上的“藏獨”、“疆獨”分子,在愛沙尼亞開會。其間,甲日·洛迪為“疆獨”分子打氣說:“我們將全力幫助你們,你們把各分會聯(lián)合起來就有力量了。我們可以聯(lián)合行動。”

1994年10月16日,一些西方國家的反華議員、逃亡海外的“藏獨”和“疆獨”分子,在美國紐約召開所謂的“亞洲民主共同體”年會。甲日·洛迪率一批“藏獨”骨干參加了會議。他在會上煽動說:“西藏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不能與中國當局談判解決西藏問題,我們不排除采取暴力行動的可能。”他還狂言:“如果東突厥斯坦、內(nèi)蒙古和西藏任何一國的問題解決不好,都將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棘手問題。”

兩面派迷惑人心

甲日·洛迪也是個崇尚暴力的“藏獨”分子。他曾公開叫囂說:“采取有限的武力行動,可以喚起許多人對西藏問題的注意,也是迫使中國人坐下來談判的一種手段。”近年來,他頻繁聯(lián)系意大利、愛爾蘭等國的黑手黨和恐怖組織,企圖孤注一擲地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

即便如此,甲日·洛迪還是迷惑了不少人。有人說,他是“藏青會”中的“溫和派”,理由是:若非溫和派,甲日·洛迪不可能與中央政府的代表進行那么多次的接觸。其實,達賴集團之所以選甲日·洛迪為與中央政府接觸的代表,主要有三層考慮:第一,他作為“流亡政府”和“藏青會”激進派的代表,不易做出妥協(xié)。第二,由于他常年從事“外交活動”,即便他做出妥協(xié),也較容易被其他“藏獨”派別接受。第三,他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或不會引起中央政府強烈反感。甲日·洛迪曾說:“對于西藏問題,我首先希望600萬西藏人能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二是西藏人能按自己的信仰生活;三是西藏能成為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橋梁。西藏想獨立于中國而存在是不現(xiàn)實的,西藏應(yīng)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應(yīng)該是徹底獨立的。”

不過在更多時候,甲日·洛迪展現(xiàn)給世人的則是他的分裂嘴臉。2006年11月14日,他在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發(fā)表演講時,一張嘴就拿中國的“和諧社會”和“和平崛起”說事兒——“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內(nèi)部因素,包括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中國的‘和諧社會’與‘和平崛起’,是喊喊口號,還是真抓實干,西藏問題無疑是一塊試金石。”

丹增曲杰

丹增曲杰是達賴的弟弟,也是達賴集團中最具實權(quán)的核心成員之一。有過殺人經(jīng)歷的他公然宣稱,“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國人離開西藏”,“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

在達賴集團和“藏青會”的眾多高級頭目中,達賴的弟弟丹增曲杰是最有暴力傾向的人之一。他的暴力行徑,不只是喊喊口號,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親身經(jīng)歷——他曾率眾剿滅政敵,并親自開槍殺人!

活佛還俗去當兵

丹增曲杰是個喜歡炫耀的人。在著名視頻網(wǎng)站YouTube上,有一段他在美國某基金會發(fā)表演講的錄像。在錄像中,他以洋洋自得的語氣說:“我叫丹增曲杰,1945年,也就是我哥哥達賴喇嘛率全家從青海搬到拉薩的第五年,出生在拉薩。我3歲時被認定為仁波切(即活佛),6歲那年被帶往寺廟供養(yǎng),但直到7歲才正式接受全面的藏傳佛教傳統(tǒng)教育。事實上,從進入寺院接受教育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與其他同齡孩子的完全不同了,因為寺院教育的要求非常嚴格。我的孩提時代基本上是在背書中度過的,后來又開始學習辯論術(shù)。1956年至1959年,我又被送進西藏的佛學院讀書,并被認定為阿里活佛。”

14歲那年,也就是1959年,丹增曲杰跟著達賴叛逃到印度。不過,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丹增曲杰并沒有繼續(xù)接受宗教教育,而是進入由加拿大人開辦的天主教圣約瑟學校學習。該校當時的校長后來回憶說,這個年輕人“很快就忘掉了以前所受的教育”。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達賴受到外逃藏民頂禮膜拜的時候,他的弟弟丹增曲杰卻決然要求還俗。“阿里活佛我不當了!”丹增曲杰曾回憶說:“25歲那年,我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決要求還俗,想過一種與哥哥截然不同的生活。”有知情者透露,當時,丹增曲杰的這一決定,動搖了不少逃到印度的西藏人的信仰,也對達賴產(chǎn)生了不利影響。

不過,還俗后的丹增曲杰,先是牽頭組建了“藏青會”,后又于1974年出任該組織的第二屆主席。然而,僅一年后,他就對此失去了興趣。他想過一種更“刺激”、更“狂熱”的生活。應(yīng)該讓弟弟干什么呢?一位與達賴私交甚好的印度前官員回憶說:“當時,達賴對此頗為犯難,但很快,他便認為把弟弟送到部隊去鍛煉應(yīng)該不錯”,“于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便成了丹增曲杰生命中的下一站”。

為達賴槍殺異己

丹增曲杰要去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隊。1962年11月,在中印邊境沖突接近尾聲之際,印度研究與分析局(印度的對外情報機構(gòu))、達賴集團及美國中情局三方,協(xié)商創(chuàng)建了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三方規(guī)定:由達賴集團負責解決兵源,印度負責組編隊伍、供應(yīng)物資和指揮訓練,美國負責提供裝備和部分經(jīng)費。這支部隊的主要任務(wù)是:一旦中印之間再次發(fā)生沖突,就滲透到西藏,進行隱蔽作戰(zhàn)。

在這支部隊中,除少數(shù)上層軍官外,其余成員幾乎都是外逃藏人。他們除了要接受射擊、投彈和跳傘等作戰(zhàn)技能訓練,還要學會使用迫擊炮、沖鋒槍等各式武器。1975年,丹增曲杰加入了這支部隊。這里的生活讓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覺”。他先是接受傘兵特訓,后又通過一系列嚴格的特種兵訓練課目,并從排長干起,直至升任營長。

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對這段“激情歲月”,丹增曲杰日后不愿多提,達賴也是屢屢回避。這到底是為什么呢?原來,這跟一樁謀殺案有關(guān)。上世紀60年代,從康巴、安多等地區(qū)逃到印度的土司、頭人以及一些教派中的上層僧侶,聯(lián)合組成了“藏人幸福事業(yè)會”(即“十三集團”),試圖與達賴集團相抗衡。在此后10余年間,“十三集團”多次抵制達賴的決定,還拒絕向“西藏流亡政府”交納“獨立捐”,也不參加“西藏獨立”示威游行。1977年,早就想鏟除異己的達賴兄弟,決定向“十三集團”下手——仍在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任職的丹增曲杰,帶著一幫暴徒,沖進“十三集團”頭目貢唐楚臣的家中,并親自開槍打死了這個政敵……這起謀殺事件,使達賴集團內(nèi)部的反對派驚悸不已,從那以后,再也沒有人敢對達賴“抗旨不遵”了。

宣揚暴力,嗜武如命

1980年,丹增曲杰從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退役,開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治安部”的副秘書長。第二年,他又回到達賴身邊,進入達賴喇嘛辦公室(也稱“譯倉”,是達賴集團中最具實權(quán)的機構(gòu)),歷任特別助理、副秘書長和秘書長。

在“西藏流亡政府”中,“譯倉”由達賴直接領(lǐng)導和指揮,是達賴集團重要的決策和權(quán)力機構(gòu)。“西藏流亡政府”的重大事項,必須通過“譯倉”呈報給達賴;其主要公文、政令,要經(jīng)“譯倉”審核、蓋章方能生效。如此重要的部門完全被丹增曲杰所控制,可以想象其權(quán)力之大。

嗜武之人一旦手握重權(quán),就有可能掀起大規(guī)模的暴力活動。丹增曲杰也是如此。他曾多次公開說:“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國人離開西藏”,“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等等。

不能否認,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也曾談過“用非暴力手段解決西藏問題”。但他還說過:“我們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國人趕走。”其猙獰面目顯露無遺。

桑東仁波切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西方人稱之為“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與其他“藏青會”的創(chuàng)建者一樣,同樣崇尚暴力。他一直隱身于達賴背后,卻手握實權(quán),被視為達賴政治遺產(chǎn)的繼承人。

今年年初,桑東仁波切在接受《今日美國報》記者的采訪時,曾頗為“自豪”地說:“1939年,我出生于藏東(即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5歲時被確認為第四世桑東仁波切的轉(zhuǎn)世,12歲開始學習佛學,1959年隨同達賴喇嘛到了印度。在前往印度的途中,達賴喇嘛任命我給隨眾僧侶當老師。那時我才20歲!”

桑東仁波切確實是個好學之人。他對藏族文化、宗教和歷史都頗有研究,還攻讀了藏傳佛教的最高學位。

現(xiàn)今在達賴集團中手握重權(quán)的桑東仁波切,很早就進入了“西藏流亡政府”。1966年,他給達賴當了半年的私人辦公室秘書長,為日后的升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3年后,年滿30歲的桑東仁波切,終于從幕后走到臺前,開始公開從事政治活動。這一年,在達賴的授意下,他開始參與組建“藏青會”。1970年10月,“藏青會”成立時,因在籌備工作中“表現(xiàn)突出”,桑東仁波切被達賴推薦出任“藏青會”第一屆副主席,從此一路“飛黃騰達”,直至2001年當選“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

桑東仁波切不像丹增曲杰那樣喜歡蠻干,因此,他在達賴集團內(nèi)部搭起了豐厚的人脈關(guān)系。而且,他很注意與外界保持聯(lián)系,除了重視與印度的關(guān)系,也經(jīng)常到西方國家走動,企圖讓自己成為能被印度和西方國家都接受的人物。經(jīng)過長期謀劃,如今,他已被達賴集團內(nèi)部和外界視為達賴的“政治接班人”。

桑東仁波切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時曾很坦率地說,考慮到達賴年事已高,未來他將掌握達賴集團“真正的政治權(quán)力”。那么,他“掌權(quán)”后會干些什么呢?一次,他在接受美國記者的采訪時聲稱:“中國中央政府要求我們接受西藏1951年前也一直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但這不是真相。其次是自治權(quán)力,西藏人有600萬之眾,但現(xiàn)在分布在11個地區(qū)內(nèi),我們要求所有西藏人的生活區(qū)應(yīng)該統(tǒng)一成一個‘大西藏區(qū)’(注:達賴集團提出的‘大西藏區(qū)’除了西藏自治區(qū),還包括青海省全省、甘肅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總面積達250萬平方公里,超過中國國土面積的1/4),并將其他民族遷出‘大西藏區(qū)’。但中國中央政府不同意我們的要求。如果這兩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我們可以在其他問題上做出妥協(xié)。”

有充分證據(jù)表明,桑東仁波切已經(jīng)在為將來“執(zhí)政”做準備。“3·14”事件發(fā)生后,他在第一時間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進一步擴大“革命成果”。他的“藏獨”本質(zhì)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來源:《環(huán)球人物》雜志 編輯:劉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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