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沖突不但可能加劇埃及宗教和世俗兩極的不信任感,還可能進一步降低埃及的投資安全度,進而危及經濟。如果這樣的惡性循環形成,埃及的過渡期將變得無比漫長。
一極是宗教力量,一極是世俗力量,推翻穆巴拉克時曾經攜手的盟友,如今卻陷入越來越公開的對立。這令埃及的過渡期和未來變得撲朔迷離。
在后穆巴拉克時代的兩極,一極是穆爾西總統領導的行政體制,這一體制的支持基礎是勢力強大的穆兄會。另一極是埃及的司法系統,其支持基礎是世俗自由派。圍繞去年延宕至今的新憲法修訂,二者的較量正在趨于白熱化。11月22日,埃及總統穆爾西發布新憲法聲明,規定總統有權任命總檢察長,認定總統發布的憲法聲明、法令和政令在新憲法
頒布和新議會選出前為最終決定,任何方面無權更改。隨后,穆爾西發布總統令,宣布免去總檢察長馬哈茂德的職務。總統擴權之舉,引發司法系統強烈反彈,隨之擴大為世俗自由派的街頭抗議和穆兄會支持者的游行,并出現暴力事件。
埃及街頭的新沖突,折射出政治動蕩之后的過渡成本有多么大。盡管沖突焦點是國家體制的制訂,仍然屬于“規則博弈”,但其博弈的方式仍未脫離動蕩時期的慣性主導,即通過街頭行動顯示政治力量。這表明,不同立場的兩方仍然缺乏有效的協商機制。
顯然,街頭行動固有的破壞性、傳染性和不可控性,對雙方最終達成建設性的妥協并無幫助。相反,街頭沖突不但可能加劇埃及宗教和世俗兩極的不信任感,還可能進一步降低埃及的投資安全度,進而危及經濟。如果這樣的惡性循環形成,埃及的過渡期將變得無比漫長。
事實上,在修憲沖突的背后,還隱藏著更大的潛在沖突。從行政機制一方看,追求集中的權力體系幾乎是一種必然,這可以帶來更高效的政令運行,并令政體盡早穩固。但從世俗自由派一方看,這種追求既意味著自身權重的降低,還意味著整
個國家的宗教化方向轉變。去年初動蕩時期外部力量強力干預的副作用至此顯露無遺:在留下權力真空的同時,也留下了政治互信的真空。
埃及是中東北非地區有影響力的國家,埃及的動蕩對整個地區的形勢都會產生影響。從穩定出發,埃及需要盡早結束動蕩,進入新發展時期。這一目標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一是盡早撫平既有歷史的傷痛,二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體。街頭沖突、非理性攻伐都無益于這一目標實現。而當前,中止通過街頭沖突展現力量的政治操作慣性,已迫在眉睫。
(來源:京華時報 編輯: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