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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21日專欄文章：8月15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播出了一個名叫“網癮之戒”的節目，內容是關于山東臨沂一家醫院用電擊療法治療網癮的事件。患者多半是青少年，由父母送去接受治療，以取得所謂的“行為矯治”效果。這是一個非常深入的調查報道，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問題，也涉及了不少專業知識。在主持人柴靜的“拷問”下，主治醫生楊永信變相承認他的療法沒有經過“申報”和“論證”，而他使用的儀器自從2000年以后便不再獲得政府的許可。

跟大多數對本次報道留言的網友一樣，我覺得電擊療法不能治根，它所產生的只是恐懼和順從。當然，我不是什么專家，這僅是個人直覺。根據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英國國立健康診療研究所(Brit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的研究，電擊療法對于成人不會造成腦損傷。但在我看來，用于青少年，而且是強制性的，未免過于殘忍。

然而，央視這篇報道帶來的，除了對網癮治療方法的討論，還有對網癮本身的質疑。著名知識分子梁文道先生用大標題提出問題：“網癮是一種癮嗎？”時評人和菜頭更是一針見血：“這就為針對網絡世界的打壓提供了醫學上的借口，如同古代燒死麻風病人一樣，把網絡上的異類從生活中驅逐出去。”

梁文道跟和菜頭均為“自由派”的代言人，但他們這次的觀點卻有失偏頗。我非常敬重梁先生，在很多問題上也跟他看法相似。但這次，他似乎混淆了網癮和長時間上網的區別。他說，早年“提醒自己可別變為這種脫離世界的傻蛋。然而，這么多年過去了，我才發現互聯網原來不是認識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為此，他列舉了網上購物等活動。我想，梁先生或許從來沒有進過一家內地的網吧，或許搞混了兩個貌似相同的概念。舉例來說，16歲男生小張每天上網10個小時（暑假嘛）。第一種情形：這10個小時中，小張花兩個小時閱讀網絡報刊，收集相關信息，三小時寫一篇文章（為此不停查閱網上辭典、百科全書等工具），兩小時觀看視頻，兩小時（稍微不到一點）打游戲，剩下的時間給他母親購買生日禮物。第二種情形：小張花八小時玩網絡游戲，兩小時網絡聊天。

從梁先生的文章來看，他辯護的是第一種情況；在我看來，第二種情況才是網癮。但是，你若對這兩種情況的小張分別拍一組照片，你是看不出區別的。而你若跟他相處一兩天，直覺會告訴你，他是否有網癮。一般人所說的“網癮”，不僅指上網的時間長度，更是指上網的性質。第一種情況我認為是正常的，因為小張在網上從事好多種不同的活動，其中一些是有教育作用的；而第二種情形如果持續數月數年，我認為是不健康的，因為它排斥了人生的多樣性。當然，許多網絡游戲既好玩又有益處，即便是純娛樂的，也可以訓練一個人的眼手協調、反應能力、出謀劃策等技能。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討論網游的利弊，也不討論網癮的形成（家庭、性格等），本文的重點是究竟有沒有網癮，是不是一種社會現象。

在我看來，否認網癮的存在，實屬見了棺材也不掉淚。哈佛大學麥克琳醫院網癮研究中心的Maressa Orzack主任在2005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美國網民中，大約50%“對網絡具有某種依賴”。同年，中國的調查結論是，年輕網民中，有網癮的占13.2%，目前用的最多的一個數據是青少年有網癮者達二千萬人。

誠然，這些數字不是金科玉律。只要稍微改變調查的方式以及關鍵詞的定義，這些數字就會發生變化。但網癮是否存在，只要去任何一家網吧呆上一個星期，答案就不言自明。而對于一個少年沉迷網絡的家庭來說，任何數據都是空洞的，他們面臨的是慢慢喪失親人，而對手卻是虛擬世界，你沒法抗爭，仿佛是眼見繩索一根根斷裂、親人滑落深淵的慢鏡頭，那種感覺不是評論家滔滔雄辯所能掩蓋的。

假設網癮的確是一種社會現象，那么，是否應該關閉相關的網站？保守派人士似乎有這種傾向，他們把網絡視為罪惡的源泉。其實，在我看來，網癮跟其他的癮本質上沒有區別，如酗酒、賭博、購物、看連續劇、讀廉價言情小說（在西方比較普遍，中國只有一個瓊瑤，效果不太明顯）等。這些活動本身沒有害處，關鍵是分寸和節制。再有益的事情，沒有度的話，也會變益為害。從政府的角度，你不能干涉人家酗酒，但你可以禁止酗酒者駕車，因為那樣會危害他人。你不能因為購物狂可能傾家蕩產而要求關閉商店，因為沒有危害他人。同理，網癮所及也限于個人和家庭，關閉網站（或者給業者制造麻煩）無異于削足適履。細究起來，每一種癮的程度和結果都是不同的，也因人而異。西方專家對于網癮也分兩派，有些視之為購物癮的同類，有些則認為跟賭癮、毒癮相仿。

由于自由派懷疑保守派利用網癮說事，有借機壓縮網絡空間的嫌疑，因此，自由派評論家矯枉過正，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們或者把網癮跟正常的上網混為一談，或者把網癮偷梁換柱成對不恰當戒網方式的批判。和菜頭在文章中，把網癮比作文革中偷讀禁書以及二三十年前性知識的傳播。沿用他的類比，我并不覺得躲在衣櫥里看《紅樓夢》自讀是不健康的，但若每天三次，那就有求醫的必要了。和先生在偷換概念，把爭取做某事的權力偷換成無節制做某事的權力。他所列舉的所有例子，若在適度的范圍內，在我看來都是健康的。但他把網癮的概念看成“妖魔化網絡的一種手段”，他解釋說，這是因為“成人世界和主流社會面對日益興起和強大的網絡世界無所適從，內心充滿恐懼，于是這種情緒就被投射到無辜的小孩子身上，通過懲戒他們來舒緩內心的憂懼之情。”我敢斷定，和菜頭沒有當過父母，至少他親人中沒有出現過有網癮的孩子。借網癮來談權力，如同《好色客》出版人拉里·弗林特的招術（其名言：“像我這樣骯臟的東西都可以出版，才能證明美國有言論自由。”）。在中國，這一招弊大于利，最終只能反過來損害網絡權益。再者，療法是錯誤的，并不表明那些少年沒有問題，不需要幫助。若真要對此事有發言權，應該像柴靜那樣深入采訪醫生、家長、少年三方，傾聽所有人的心聲，而不是預先設立一個立場，然后找一堆有利的證據來佐證這個立場。保守派用這種方法來禁書、禁電影，自由派只是角度換了換，思維是相同的。

我認識一個父親，他有一個18歲的兒子，典型的網迷，每天除了睡覺就是打游戲，其他什么都不做，用他父親的話來說，“廢了”。這個父親有高學歷，也很開明，深知那些療法有問題，但他被夾在一心賺錢的網游業者和同樣以利潤為目標的治療者的中間，找不到出路。和菜頭把楊永信的“巨大市場”歸咎于父親的“愚昧”，我覺得這跟電擊療法一樣殘忍，他們當中很多不是愚昧，而是無助、絕望。如果治療確實肥了楊永信們的錢袋，那么，放任自流豈不是肥了網游商的錢袋？兩邊都有經濟利益撐腰。

自由派對網癮的辯護充斥著精英主義，甚至潛意識中有極端達爾文主義傾向。承認網癮者似乎在說：讓這些青少年干他們喜歡干的吧，總比上街加入黑幫強，過上兩三年他們會醒悟過來，一切回歸正常。沒錯，據西方專家的觀察，多數網癮者終將擺脫這一習慣。不承認網癮者，看到的是一派和諧景象，如同咱們的主旋律電影。

在這競爭殘酷的環境里，兩三年時間可以大大削減一個剛步入成年者的職場競爭力。除非是天才，他可能因為耽誤了這關鍵的兩三年，而終生找不到像樣的工作。這，自然不是精英們需要關心的，兩千萬青年（實際上因網癮而廢者應低于此）遵循達爾文理論，將自己驅逐出無情的競爭場，這會帶來什么結果呢？很可能是，頭腦清醒者更容易找工作了。這個成千上百萬的群體若最終變成整天打網游、看肥皂劇的宅男宅女啃老族，于社會無害有益——他們出讓了更多的機會；他們占有更少的社會資源，不妨礙社會治安；他們變成孤獨的消費者，為社會貢獻了一份清凈。如果給他們一個宗教或哲理的名頭，說不定會成為一種時尚，羨煞旁人。唯一不安的是他們的父母。

網癮跟其他癮一樣，屬于私人事務，外人不便干涉，如果有網癮者已成年，那么，其父母也不能強制他。所以，如果說有傷害，傷害的是他自己。我承認任何人都有這種自由，我只是覺得，這么多青年實施自我淘汰，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為了爭取或保留那朝不保夕的網絡知情權，綁架及犧牲這個群體是否值得？網癮者自己樂不可支，精英們像保護上網權那樣保護網癮權，看來我真是杞人憂天了。（中國日報專欄作家  周黎明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