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15日報道：闊別影壇三年，張藝謀帶來一部喜鬧加懸疑的《三槍拍案驚奇》。上映數天，褒貶不一，有人從頭樂到尾，有人認為這不過是一場加長版的二人轉。盡管如此，“張藝謀”這三個字就是話題本身。而話題帶來市場，截止本周一，《三槍》的票房已經毫無懸念地迅速過億。
電影首映前晚，張藝謀談鋒甚健。談話已經不止于電影本身，對商業與藝術之爭、好萊塢伸來的橄欖枝、奧運期間的心路歷程和后奧運時代的自我調適，他都暢所欲言。
采訪中，我看到一個新鮮的張藝謀。他戴愛馬仕的帽子和圍巾，喜歡深夜看電視劇和上網，還時不時蹦出“寂寞”、“傳說”等網絡流行語。他看很多時尚秀，并總結出它們“就是靚麗混搭”。而對于“領軍人物”，“標桿”之類的稱謂，他連連擺手，笑稱自己已經回歸一個普通導演。他說，奧運會巨大的壓力和榮耀過后，他只想憑興奮、沖動和快感輕松地拍一部電影。而觀眾的笑聲，是他的唯一標準。
【談電影】啥叫時尚，我根本不知道，但我就知道，別循規蹈矩。
《中國日報》：為什么選擇科恩兄弟的《血迷宮》？
張藝謀：我對這個故事最有興趣的，是其中的陰差陽錯，故事核心是關于這個的。研究、改編的過程中，除了包裝加了中國元素，我覺得在美學上它就是中國戲曲的《三岔口》，完全按照《三岔口》來定義這個“陰差陽錯”。所以把原來稍微開放的環境，濃縮到一個面館里，深山，荒野中的面館，讓它有寓言感。所有人物的動作，都是《三岔口》的戲曲結構，你上我下，你來我往，循環往復。讓原來的故事更加具有象征性和寓言性，強調了那種感覺——每個人都在犯錯誤，就犯在眼皮底下，但如果你是他，也會這樣考慮，是必定要犯的。
但是電影娛樂歸娛樂，
作為導演，在娛樂觀眾的同時，總想說自己多余的幾句廢話，就是人在命運前的無奈或者荒唐。我這毛病改不了，當然老百姓看著人物、情節、喜劇，會覺得好玩。
《中國日報》：三槍的影像風格十分艷麗，和原作《血迷宮》的壓抑陰冷南轅北轍。你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張藝謀：可能是個人習慣，我總是喜歡比較強烈的色彩，很奪人眼球的東西。我們也是二度創作，我常常很好奇，科恩兄弟回頭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一定覺得很好玩吧。張藝謀怎么整成這樣子了，完全不是它原來那樣子，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有個外國導演，要改編《紅高粱》，我也會很好奇，越是月風馬牛不相及，越有意思。
科恩兄弟的作品，有一貫性的美學品質在里面，比較冷峻的基調，人和人之間的疏離感，反映他們對美國社會的看法。到了我們這里，加上小沈陽這些流行元素，成了用嬉鬧劇包裝的東西，那些疏離感，冷峻感，就不需要堅持了，而是加入了自己對于色彩的處理。
《中國日報》：這次的服裝也讓人印象深刻。
張藝謀：我認為，中國古裝片里的色彩，總是屬于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拍到客棧，布衣階層，都是老鼠灰，或者褐色，我們這次反其道而行之，拍的小面館，幾個伙計，普通的兵卒，算是社會底層吧？我們不管，什么朝代，紅男綠女，都很鮮艷，艷到極致，也是為了加強人物身上的象征性。
這些艷麗的色彩。后來我發現在時裝界就叫靚麗混搭，它是時髦的，干嗎不用呢? 我不懂這個理論，我不看時尚雜志，但我看很多時裝表演，我發現他們不拘一格，而且風水輪流轉。現在人們的接受程度審美趣味越來越多元化。所以越是和過去想的不一樣，可能越有挑戰性，越對年輕觀眾有刺激。啥叫時尚，我根本不知道，但我就知道，別循規蹈矩。
《中國日報》：《三槍》很多臺詞完全是大白話，甚至有英語和網絡流行語，是你的設計嗎？
張藝謀：我自己拍古裝戲，發現一個問題。誰如果要堅持那種半文半白的對白，誰都出力不落好，最后反而一大堆批評。直到吳宇森的《赤壁》出來之后，我一想這根本就劃不來呀。后來我就說，好，反正這回小沈陽他們都來了，這都是一“搞”劇了，咱就該說啥說啥，只要不老說冰箱、彩電這種時髦詞就行了。這樣的話，觀眾開場5分鐘后發現，哦！你也不讓我們聽那些文化詞了，也就不這么看了，出來也就不這么批評了。說不定從此就解放思想了。
語言只是個工具，所以，我跟演員說，干脆瞎說吧。（拍腿大笑）當然，后來說了好多時髦詞，又被我拿掉了很多。比如毛毛說的“現在插播廣告了”之類的。用的還比較節制。因為我后來扭頭一看，現在一堆這種古裝惡搞劇，把很多網絡流行語言加進來。我一想，“一堆”了也不行，就去掉了不少。
《中國日報》：《三槍》前半段是喜鬧劇，后半段卻要轉為懸疑。如何過渡？
張藝謀：前面鬧翻天，讓人看不到故事的可能性，從那一槍開始后面轉懸疑，這樣的結構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跟我說，導演，從劇本上讀這就是兩張皮。我說：“兩張皮好啊！那就是三明治！”你看現在新的巨無霸，高級的三明治，里面加的就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不是傳統的奶酪加香腸。所以，我覺得，把兩張皮貼在一起其實很好玩。（笑）需要掌握的是在喜鬧轉懸疑的過程中，不要讓故事斷氣，要在懸疑中還有一聲兩聲的笑。
《中國日報》：你認為一部好的喜劇標準是什么？
張藝謀：我對喜劇的體會。喜鬧跟庸俗隔了薄薄一層紙。一只眼睛看著喜鬧，一只眼睛就在反思，常常就問自己，庸俗了嗎，墮落了嗎？起雞皮疙瘩了嗎？
喜劇是什么？我自己認為在一部電影了里面，觀眾笑5次，算是幽默，笑20次，可能就是喜劇了。但是這20個笑點要想都做到高級程度是非常難的。其實每個導演都想過，從劇本階段開始，就挖空心思，反復斟酌，一直到現場拍攝、后期剪輯，都是希望要制造20次這樣的笑點。所以我就說制造笑點跟養馬一樣，都想養千里馬，但是當你養一群馬的時候，自然就分成三六九等，所以沒辦法，這似乎也是個規律。看三槍，有高級的笑點，但也有胳肢人的笑點，也許也有起雞皮疙瘩的笑點。這好像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務，尤其是做喜劇。
我認為做獨立性的藝術電影的時候，還沒這復雜。我這想法出來了，我要拿大獎，你愛懂不懂，你就是無聊死了也活該，反正我思考的問題非常深刻。萬一我不幸中一大獎，還把你的嘴堵上了，你只能說自己膚淺。當我們想取寵于人的笑聲的時候，基本上離庸俗就是半步之遙。這時候你還真得豁出去，舍得一身剮，讓人說去吧。當你制造了20個笑點，他一定有1/3是庸俗的，那你拍不拍？啥叫胳肢人，啥叫發自內心的笑？這個界限太難判定了。同時還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領悟，不同的階層。所以我說有觀眾苦大仇深，上來就認為你錯了，小沈陽怎么讓他笑呢？
所以在笑上是眾口難調的，在哭上有時候也是眾口難調的，但笑比哭更眾口難調。所以當決定要拍喜劇，當決定要制造20個笑點的時候，我已經入了地獄了，我已經知道有1/3的笑點可能是要起雞皮疙瘩的。
【談演員】這些演員不是冷幽默，真的能鬧。
《中國日報》：讓小沈陽來演是張偉平的建議，聽說你當初被嚇了一跳？
張藝謀：倒沒有被嚇著，只是一開始覺得風馬牛不相及。我當然知道制片人的用意，加入流行元素，也是對票房的保證，但我當時考慮像做一個像《血迷宮》那樣冷峻的懸疑片。
當然，我很喜歡小沈陽的表演，看過《不差錢》，第二天我就在辦公室說，這個人很不錯，看鏡頭給他的時候，他臉上的感覺，可信度非常高。但他是小品演員，可以說是丑，當你在考慮一個正劇的時候，生旦凈末丑，把生換成丑，戲路子整個就變了。當時我沒反應過來。后來在改編的時候，想法有了變化，我發現其實對于一個導演作品的改編，越有二度越好，不要嚼別人嚼過的饃。科恩會怎么看待我對他們的改編，是忠實于原著？還是完全海闊天空？我想肯定是后者，好玩，有意思，能給人新的啟發。
從這個角度，我又重新考慮了制片人的意見。花了一個多星期，把文學策劃和編劇叫一起，把《血迷宮》的劇本，一場場過，看有沒有可能加入適合小沈陽扮演的主角。研究后發現，這樣做可行。
《中國日報》：小沈陽的表現跟你的預期有差距嗎？
張藝謀：太有了。他生活中很靦腆，內向。有些喜劇演員，生活中就是活寶，坐那里，渾身都是笑料，但是小沈陽相反，話不多。根本不像喜劇演員。其實我讓他們加盟，沒有用意讓他們變個人，那樣肯定失敗。
我就是要因勢利導，二人轉演員，說唱逗學絕，每個人都有絕活，用他們身上的活，這些絕活是這么多年，在舞臺上滾過來的，證明行之有效。喜劇還不僅看導演怎么搞，我又不是周星馳，編的東西總免不了帶學究氣，關鍵是演員的絕活，讓觀眾喜歡。不存在他們適應不適應影視表演，反倒是讓他們放開，把絕活都亮出來。導演的工作，是加以理性的整理。這樣才能成功。否則對他們，對我，如果方法不當，兩邊都是失敗，
《中國日報》：加入這些二人轉演員的點子讓你很得意。
張藝謀：是我最得意的。不能想象原作會變成這個樣子。甭管是變得好變得壞，有人評價比原作好，有人評價比原作差，不重要，敢變成這樣，這才是最有意思的，所謂法無定規。
【談市場】像我這樣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席之地的導演，我今天都先考慮大陸市場。
《中國日報》：你曾說這部電影完全對內的，真的一點海外市場的野心都沒有？
張藝謀：我認為喜劇是地域性的，尤其是語言類的喜劇。我一點沒有野心用這個題材去面對國際市場。比如《不差錢》，全世界都會在這個點上笑？真不是的，連港臺地區觀眾恐怕都不一定會笑，我想還是面向國內市場吧。
實際上，近兩年國內市場飛速發展，讓很多導演定位有所改變。有的導演拍電影，為了影展，為了得獎，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那就單說，那也是一條路。
說到市場，今天中國電影在國內的市場，搞不好是海外的10倍。在國內7千萬美金的票房，在海外有700萬美金就是好收成，除非像《英雄》、《臥虎藏龍》，一個話題，中國功夫，明星包裝，偶爾一下，還不是連年。
大陸的大部分導演，把思維定位在中國市場，是一種進步。像我這樣的，坦率講，像我這樣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席之地的導演，我今天都先考慮大陸市場。現實和時代的發展，讓我們轉變。
在15以前，我是靠海外市場來養活的，現在全然不是。從往后10年，中國電影市場更是飛速發展，再過5年，也許要不了5年，一部中國電影有1億美金的票房，恐怕一點都不夸張。
《中國日報》：很多人都說，張藝謀現在只拍商業電影了。
張藝謀：一定不能揚文抑商。長期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電影創作人員，都有文以載道的習慣。如今分析市場，大家都知道未來的10年飛速發展，有多少銀幕，影院。坦率講，最核心的還是創作隊伍的建設，中國需要商業片導演為主。
不是拍藝術不好，但要以商業片為中心，然后多元化，各種類型的電影，這才是完整的隊伍。應該建立自己堅挺的商業片年輕編導的隊伍。商業片只是個類型，仍舊可以承載各種元素，拍得非常高級。素質的提升，隊伍的建設，是我們抵御好萊塢電影侵略，保護本民族市場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商業片導演的發展，從我個人經歷看，常常是被打壓的。
我拍《秋菊打官司》，好樣的，有人文精神，拍商業片，好壞還沒看呢，只要你拍了，就墮落了，失去深刻性和文化底蘊了，基本是這個語境。很難有人站起來大聲疾呼，我喜歡拍商業片，很難。拍小眾電影，一得獎，黃袍加身了，全世界都說好，自己立馬也覺得任重道遠，天降大任于斯人。其實文化的傳承，價值觀，是個宏大而長遠的命題。當下要活得好，當下要干啥，才重要。抓個商業片導演的建設隊伍，難道中國電影的文化從此就墮落了？不是這樣的。我做奧運會開幕式，特別有體會，中國5千年的文化，源遠流長，根本不可能中斷。今天國內的電視劇做得很不錯。基本不依賴日韓、港臺，諜戰劇，古裝劇，家庭情感劇，收視率都很好。
【談自己】愛看電視，也愛上網
《中國日報》：奧運會后，你拍《三槍》，導國慶晚會和《圖蘭朵》，感覺精力特別旺盛。
張藝謀：我是閑不下來。確實精力比較旺盛，睡覺少，是長期的鍛煉，是壞習慣，不值得提倡。工作之外，不是也天天工作到深夜，但確實是深夜或凌晨才睡覺。看書、看碟、上網、滾電視，反正就是要把自己熬到凌晨四五點。所以好多流行事物我也知道，工作人員很驚訝，說導演你還知道這事呀，其實我沒事就網上轉，報紙上看看，當下熱點的社會信息我基本都了解。
《中國日報》：你寫的那首主題歌《我不是傳說》看得出受到網絡影響挺大。
張藝謀：我覺得網絡就像個博物館，有興趣的東西就記住。那兩句網絡流行語，“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我喝的不是水，喝的是寂寞，”年輕人喜歡，這些東西沒法用傳統道德去評價，專家學者坐這兒說半天，也弄不清楚，他為什么流行。
現在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這兩句詞用在小沈陽身上很貼切，我覺得他就像個傳說，一夜爆紅，那么火，他身上各種爭論，包括這次演三槍。張藝謀用了小沈陽怎樣了，是墮落，還是提升，有各種說法，很有意思。
《中國日報》：你說經常看電視到凌晨四五點，都愛看什么電視節目？
張藝謀：電視劇、新聞、專題各種都看。要不怎么知道閆妮，有段時間好多臺都半夜三四點播《武林外傳》，我怎么看的《潛伏》，都是半夜兩三點鐘重播，也不知道從哪一集開始，孫紅雷跟幾個人勾心斗角，好看！不知不覺，連看了三四集，喲，都天亮了。后來，我就去了解編導好的背景，發現他是電影學院的老師。很有才華，很了不起，我沒這個本事。寫故事我就很笨。
《中國日報》：聽說你女兒張末參與了這部影片很多后期制作，初剪就是她做的吧？
張藝謀：她和幾個同學，紐約大學導演系的，都在我這里實習。初剪不錯，省掉我很多力氣，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吧。你會覺得，年輕人成長起來了。如今，看電影和搞電影的主力軍，應該都是年輕人，像我們這樣年紀的，還在這兒誰拉彈唱，是不正常的。至于以后怎么發展，還是看她自己吧。
【談好萊塢】 我不上那條船
《中國日報》：你很多電影類型都拍過了？如今好萊塢科幻片在中國很有市場，你對此感興趣嗎？
張藝謀：我對科幻片一直很有興趣，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故事。還有當然也需要財力，因為美國人是全球市場回報，所以他們可以一兩億美金往下砸這個東西。科幻片主要是靠數字技術，在電腦上花一千萬和一個億完全兩個概念。如果我們拍的話，我們花1000萬美金就不得了了，但這個投資在好萊塢就是小兒科。所以，如果收不回投資的花，中國永遠都不會有第一流的科幻片。我們可以有第一流的科幻片觀念，但是你達不到他們的視覺效果。今天的年輕人很重視覺，觀念在其次。如果視覺不那么驚世駭俗，哪有《2012》啊？這都需要財力。
我覺得今天全世界都沒法跟好萊塢科幻大片相比。你看法國、意大利，這是電影老牌吧，比咱們國力雄厚吧，但他們也拍不過好萊塢。就是因為好萊塢是全球市場回報。這是商業規律，市場回報而決定了投資，投資決定了科幻片的質量。科幻片基本上可以是一個幼兒級的故事，但是要加上炫麗無比的視覺，還有氣勢磅礴的音樂，就棒極了。我只能遺憾，現在科幻片對中國電影還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中國日報》：為什么不考慮跟好萊塢合作？
張藝謀：如果要合拍，就得拍講英文的電影。十幾年以前好萊塢的制片人就來找過我，《英雄》之后有一堆人都來找我，讓我拍講英文的片子。我都看過了很多這樣的劇本，他們勸我說：導演，語言只是個工具，如果你這個片子講英文，馬上全世界可能就是3億人看，這個道理很簡單。不是我堅持民族主義，不過我就是覺得，如果你們講英文，我就導不了了。你們講英文，我就不能判斷演員的表演哪一條自然，準確。比如我下一部片子，《金陵13釵》，有一部分是講英文的，但還好是一部分，如果是全部，我就沒法整了。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導演，不懂英文，拍成功一部講英文的電影。除非你想從一流導演變成三流導演，那何必呢？所以也就算了。
要想有全球票房，除了要講英文，還要有好萊塢的一整套營銷策略，你必須徹底上他的船。但我感覺，我到那兒就是個二、三流導演，不是我謙虛，因為我不懂語言嘛。哪怕就再好的演員，拍三遍戲，也一定有一遍是最自然的。如果是導演母語的時候，你馬上可以判斷那一條好，不是母語，馬上就含糊。如果最細節的表演你都不能準確判斷，怎么刻畫人物呢？再舉一個例子，咱就說香港演員。我覺得，香港這些大明星，演的最好的都是粵語片。因為他們說粵語就特別從容，盡管現在大家都加緊練國語，說的都不錯，但你看有誰演的成名作是國語片了？坦率的說沒有一個。規律決定了導演用母語創作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他的能力。像李安這樣的，在全世界都算是異數，這哥們兩頭都能打響，太難了！
【談奧運】把自己還到普通人的心態上，我也許還能拍點東西。
《中國日報》：你怎么看作為中國電影領軍人物的責任？
張藝謀：其實說這個話題的時候，可以拿奧運會開幕式舉例。我深深地知道責任重大。全世界都知道開幕式錯不了，以中國5000年的燦爛文化，都知道你在開幕式上要展示這個文化，而且會展示的美輪美奐，全世界都做好思想準備了。但當全世界知道你要說這句話，以什么方式說，這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是顛覆了我們美學教育中內容大于形式的理論。作為開幕式的總導演，我就必須擔起這個責任，沒有退路。
很多技術問題很難攻克。我很慶幸，最后堅持下來了，獲得了成功。你知道全世界為什么驚訝？他驚訝就驚訝在古老的中國能夠用如此現代的方式表現自己。中國人把高科技的方式用的這么好，他們折服了。 回到你最初的問題。也許在我們這些導演身上，這些所謂的代表人物也許有這份責任，但是畢竟和做奧運會開幕式導演不同。因為奧運會開幕式是唯一的，毫無疑問我得舉著責任做，但奧運會結束，我認為我應該讓自己放松下來，做一個普通人。在中國導演的大盤子中，你可能看我是代表人物，但是無數無數的大盤子中，我只是一個普通導演，我真不想舉著這么大的責任做事情，如果那樣，每一部新作品都要反復開研討會，而且當只為責任而做的時候，你就沒有這個沖動了，沒有自由了，我不想這樣了。所以這就是今天我的選擇，做《三槍》也好，《英雄》也好，哪怕我是即興的臨時的突發性地做一個賀歲片，我還是想保持我自己的一份興奮、一份快感，對沒做過沒嘗試過的事情保持一份激情。我不想給自己太多壓力，如果說我是大牌，肯定還有比我大牌的，如果說我是代表，肯定還有比我更代表的。中國電影還有漫長的發展道路，要一代一代導演的努力。所以把自己還到普通人的心態上，我也許還能拍點東西，如果要把自己現在就擱到這個代表人物的位置上，肩負著某種歷史責任感的話，我就啥也干不成了。（中國日報記者 劉瑋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