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6日評論版頭條文章:根據商務部2011年12月15日發布外商直接投資(FDI)數據顯示,2011年1至11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87.68億美元,同比增長18.54%。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73.15億美元,同比增長7.56%。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金額占整體比重首次超過制造業,表明外商投資正在向我國未來最重要的產業----服務業轉移,我國利用外資正式步入“服務經濟時代”。外商加大向服務業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與國家經濟安全,是一柄雙刃劍,因此,這一新趨勢的出現,需要我們采取新的政策積極應對。
一、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高速增長及其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可以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99年之前,這一階段服務業利用外資在數量上與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的地位是相對稱的,但整體來說,服務業利用外資的質量較低。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服務業利用外資超過了FDI總額的1/3。其原因是,在80年代,國門初開,對賓館建設、旅游服務等需求大增,外資在這些行業的進入較密集,從而出現了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第一次高潮;根據統計數據,在1979-1990年,投資于房地產業與社會服務業的FDI占到服務業FDI總額的60.3%。在90年代初期與中期,外資大量進入到房地產業,其利用外資比例很高,最高的年份達到了50%以上。在整個90年代,房地產業與社會服務業占了第三產業FDI的67%。
第二階段是1999-2005年,服務業利用外資一直保持在FDI總額的1/4左右,比較穩定。這與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的地位以及發展潛力是不相吻合的。這一階段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較少的原因在于,服務業本身比較分散,具有小規模作業的特點。而對于需要大量資本的行業,例如,航空服務業、金融服務業、醫療服務業、零售業等,政策限制比較多,外資進入困難。從已有數據來看,外資進入到服務業,主要是進入到了房地產業與社會服務業。
第三階段是2006年至今。這一階段是顯著特征是服務業利用外資數量高速增長,質量穩步提升。從總量上看,服務業利用外資占全部外資的比重從2005年的不足1/3,增長到2010年的接近1/2,再到2011年的超過一半。從質量上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房地產業利用外資的比重一直占據了重要地位,但是,科技研發服務業、零售批發業等增長十分迅猛,成為了服務業中利用外資增長最迅速的行業。
我們認為,“十一五”期間,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爆發式增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國服務業全面開放。自2006年 12月11日起,我國加入WTO的過渡期結束,我國服務業全面開放,尤其是在零售、金融、交通運輸等行業全面開放,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到中國。
第二,我國良好的經濟增長前景與龐大的服務需求市場。近30年來,我國一直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對外資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到201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全面超過美國,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制造業國家,制造業的龐大規模及其不斷升級的需要,將對生產性服務業產生巨大的需求。而自2008年開始,我國人均GDP開始突破3000美元,步入服務業高速發展階段,這些都是外資進入中國、打開中國服務需求市場的重要原因。
第三,我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不斷提升的國際競爭力和不斷完善的社會法治條件,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穩定了服務業投資的收益預期。例如,2011年9月7日,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表明,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在所有142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0,超過了全球很多國家。
二、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新格局
2005年,我國利用外資總量為603億美元,到2010年增長到1057億美元,5年間共增長了454億美元。與此同時,服務業利用外資數量從149億元增長到了499億美元,增長了350億美元,占了全部增量的77%。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服務利用外資的大幅度增長,并不單純是一個總量問題,其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新趨勢。
第一,跨國公司在我國進行研發投資的力度不斷加大。以代表研發投入的“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為例,2005年該行業實際利用外資僅為34041萬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196692萬美元,5年間增長了4.78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正在選擇中國作為其研發基地。根據麥肯錫2010年的一項調查,在后經濟危機時期,研發于在華跨國企業發展中被重新急速提上日程。近60%的高管稱,研發將是當年的首要議程或者位列前三項議程之中,而一年前持此觀點的高管比例為47%。而且,跨國公司也正在將中國的研發基地進行升級,許多跨國公司都準備將其在華研發中心的角色從以技術支持型和產品本土化型向技術跟蹤型和全球研發中心型轉換。也就是說,跨國公司正在將其布局于中國的研發基地作為其全球研發的一個重要環節。如2010年初,微軟將位于北京的微軟中國研發集團升級為微軟亞太研發集團,統領北京、上海、香港、臺北、東京、首爾、悉尼和曼谷等地的分支機構,成為微軟在美國之外規模最大、功能最完備的研發基地,并從事計算機領域最前沿的基礎研究。
作為對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響應,以及出于更加深度開發中國市場的考慮,一些跨國公司還通過研發投資,正在真正嘗試從“中國制造”到“中國研發”的努力。例如,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公司的中國研發中心為了充分發掘本地人才的潛力,已雇用超過1000名中國研發人員,并計劃繼續大舉擴充本地研發力量,力圖以用中國的成本研發世界級的產品。
第二,因政策的放開,批發零售業正在成為外資增長最快的熱點行業。2005年,該行業實際利用外資僅為103854萬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659566萬美元,五年間增長了5.35倍。按照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我國于2004年12月11日前將取消對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在地域、股權和數量等方面的限制。自2006年3月1日起,商務部將外商投資內地商業領域的部分審批權下放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在這一限制放開之后,全球零售業巨頭紛紛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零售業利用外資大幅度增長。
第三,房地產業吸引外資的比重穩步提升。受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不斷高漲、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影響,房地產業一直是服務業中吸收外資最多的行業,其占全部服務業吸收外資的比重穩步提升。2005年,房地產業實際利用外資僅為541807萬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2398556萬美元,占全部服務業吸引外資的比重從38%上升到48%。
第四,外商進入中國服務業的方式日漸多元化。近年來,外資有中國服務業的投資呈現出獨資化趨勢,以并購方式進入的案例也越來越多。例如,2005年7月,英國最大、全球第三的零售商特易購與頂新集團旗下的樂購連鎖店聯合,以并購方式進入到中國的零售業。2006年,先期進入中國的國際零售業巨頭百思買(BestBuy)宣布斥資1.8億美元控股五星電器,沃爾瑪同意出資約10億美元收購中國本土超市好又多。2010年,韓國韓亞銀行收購吉林銀行股份,金額3.16億美元。
三、積極應對利用外資的“服務經濟時代”
我國服務業成為吸收外資的第一大產業,意味著我國利用外資將進入到“服務經濟時代”。這一根本性的轉變,使我國原來建立在以吸引制造業外資為主導的開放思路需要重新檢視,并積極進行調整以應對這種變化。
第一,直面吸引外資的國際競爭。在服務業利用外資方面,我國的優勢并不如制造業那么明顯。例如,我國在人力資源方面,較印度等國存在明顯差距。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遠遠高于印度,更高于越南等國家。而且,各國為了吸引外資,在開放上的步伐也正在加大。例如,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投資于服務業,印度于2011年通過了一項爭議多時的法案,采取了包括放寬零售業海外投資相關法規,準許沃爾瑪及其他國際超市和百貨商場連鎖運營商持有印度合資公司51%的股權等重要舉措。巴西財政部12月1日宣布,將外國人投資基礎設施領域債券的金融交易稅由6%降至零。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需要重新審視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優勢,直面吸引外資的國際競爭。
第二,積極發揮我國的服務需求市場優勢,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服務企業,為我國產業升級做貢獻。隨著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成熟的規模化生產不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向,而是為生產提供服務的領域成為效益產出的主要領域。隨著生產性服務業在生產過程中重要性的不斷提高,其規模也隨之不斷增加,目前生產性服務業已是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的行業,發達國家以通信、金融、專業服務業、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占總服務業的50%以上,而且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我國應充分發揮制造業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對外生產性服務的需求,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服務企業,利用其為我國制造業升級轉型提供支持。
第三,完善我國的法治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等軟環境。研究表明,服務業比制造業更加依賴于良好的法治水平、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因此,我們應積極清理各種不利于服務業發展法律法規,不斷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與政府管治水平,大幅提升司法公正與效率,積極采取各種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為吸引高水平的服務業投資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四,更加積極靈活的開放政策。首先,要完善全面開放的格局。一方面深化沿海地區的開放,另一方面擴大內陸開放、加快沿邊開放。其次,要積極重視各種無形產品的開放,如文化產品市場的靈活開放、金融領域的穩步開放;再次,要積極推進各種試點,如推進數據自由交換的“數據自由港”試點等。
四、若干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我國利用外資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之后,面臨的環境將更復雜,有大量理論與政策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第一,在擴大開放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國家經濟安全。從整體上看,服務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比制造業更為深刻。而且,服務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與其本身的規模或占GDP的比重可能不相稱。例如,信用服務業本身是一個很小的行業,但是,這個行業所涉及的信用評級等,直接與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相關。又如,審計等專業服務,其本身規模也不大,但是,在國外相關企業全面控制了我國高端審計市場的背景下,將有可能導致我國國家經濟數據不安全。因此,積極吸引服務業外商投資的同時,應對國家經濟安全政策有更積極與靈活的政策。既不能單純以外商投資的規模或外資市場占有率作為管制的標準,也不能以行業規模作為管制或國家安全的標準,而應該建立一套綜合性的、全面的管制體系。
第二,要強調對內對外同步開放。完整意義上的開放,還包括如何“走出去”以及對內開放的問題。服務企業走出去是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短板”,既需要企業自身提高競爭力和對國際市場的適應力。但政府也可利用財政稅收、信用擔保、金融支持等手段助推服務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加入WTO后,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的領域不斷擴大,到目前為止,已涵蓋了《服務貿易總協定》12個服務大類中的10個,涉及總共160個小類中的100個。其中,銀行、保險、證券、電信、分銷等服務部門均已向外資開放。相對于對外開放而言,我國服務業的對內開放卻明顯不足。服務業對內開放明顯不足的原因在于“所有制壟斷”和“地區壟斷”。“所有制壟斷”的癥結在于對民營資本的歧視政策,許多高利潤服務企業不允許民營資本進入。而地區壟斷主要因為保護主義,不讓非本地服務要素或資源進入。所以,對內開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壟斷”,堅決貫徹“非禁即入”的政策,取消對非國有資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
英文原文請見:http://m.68yhq.com/opinion/2012-01/06/content_14390623.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李勇堅博士與夏杰長研究員 編輯 鄧睿 呂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