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方面的表現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興旺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來看，我們的責任更大。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確以民族責任為己任，不斷發展壯大，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真正成為毛澤東所說的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團結統一的模范，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不斷發展壯大，走向成熟，逐漸成為全國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說在抗日戰爭中，民心的砝碼不斷加在共產黨一面，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向共產黨方面傾斜，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國共兩黨勝負大局已定。
第一點，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延安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毛澤東便集中精力進行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抗戰時期，是馬克思中國化的重要階段，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重要階段。毛澤東選集四選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這一時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都是這一時期的著作。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狀況和階級狀況，精辟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發展規律，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構建。這一理論創新，符合中國的實際，完整解決了有關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型體現，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經驗做了一個總結，特別是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會議決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并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使我們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最后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這一次代表大會是一次代表著光明的中國之命運的大會。在中國共產黨舉行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六大的主題是，頑固堅持一黨專政和獨裁，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并且積極的準備內戰，妄圖獨享抗戰的勝利果實。可以說與中共七大相比，國民黨的六大是一次代表著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的大會。
第二點，中國共產黨從各方面加強隊伍建設。抗戰爆發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紛紛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們又紛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38年底，中共黨員的人數由抗戰初期的4萬多人發展到50多萬人。由于當時的新黨員大多是充滿著愛國熱情的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富有愛國激情，抗日熱情很高，但是又有組織散漫、不服從紀律的特點。為了把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專門創辦了黨的建設方面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毛澤東親自為《共產黨人》題寫了發刊詞，在發刊詞中他明確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并且指出這是一項偉大工程。至此，“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續至今。為了團結全黨完成民族抗戰的神圣使命，在抗戰相持階段，中共中央還在延安開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整風的主題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我們黨認為只要我們黨的作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著我們學。通過這次整風，總結了歷史經驗。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左右傾錯誤的根源，使我們黨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就為抗戰勝利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三點，中國共產黨注重加強根據地的建設。抗日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非常重視根據地的建設，根據地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在政治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提出并踐行民主，其主要的標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的提出和實踐。1940年3月毛澤東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任務，“三三制”簡單地來說，就是在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人員分配上，共產黨員占三分一，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產黨員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權中，黨外人士像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是有職有權的，比如在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民主選舉中，黨外人士、著名開明紳士李鼎銘先生就被選舉為陜甘寧邊區的政府副主席，他當選副主席后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政策，對這一政策，中共中央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肯定。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親自寫了一篇《一個極其重要政策》的社論來宣傳“精兵簡政”，在《為人民服務》這一名篇當中，毛澤東就這樣說：他說“精兵簡政”這個意見，就是由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提得對，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精兵簡政”這一政策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渡過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和選舉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為了真正實現普遍的選舉，根據農民當時文盲占多數的情況，各根據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樣的民主實現形式，像投豆法、畫圈法、畫杠法、燒香燃洞法這樣的選舉方法，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鄂皖邊區訪問的時候，親眼看到當地的群眾用手中的黃豆、綠豆、豌豆、蠶豆等作為選票，選出自己中意候選人的情況。他感慨，這是比近代英美還要進步的普選。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各種力量都在爭取知識分子。但是結果確是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不畏艱難萬阻奔赴延安，他們來到延安，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學習，還要參加生產勞動，有的甚至還要拿起武器到前線作戰，他們為什么這么向往延安？就是因為延安有著“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圍。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據地經濟建設方面，應該說我們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抗戰爆發以后，中共中央決定采取減租減息的政策，兼顧地主和農民兩方面的利益，把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改善農民的生活結合起來。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提高，生產也就得到了發展。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以后，為了減輕根據地群眾的負擔，渡過經濟困難，根據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們上面提到的“精兵簡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個政策，還有一個重要政策就是開展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在陜甘寧邊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些領導人都親自參加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等紛紛墾荒開田，紡紗織布。由王震率領的359旅開赴延安以南的南泥灣，通過幾年的辛勤勞動，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一個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江南”，應該說“大生產”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一方面使得根據地群眾的負擔大為減輕，使得根據地居民生活大為改善，一方面改變了我們黨工作的作風，密切了黨政軍民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