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心閱讀中的蔡偉。本報記者 沈家善 攝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4月23日，復旦大學經過專家考試和校招生領導小組討論，把38歲的蔡偉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擬錄取名單。導師為古文字學泰斗裘錫圭先生。
38歲讀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偉只有高中學歷，下崗十余年———8個月前，他還在遼寧錦州蹬三輪養家糊口，從未想過，人生最大的轉折即將到來。
38歲高中學歷，從三輪車夫到復旦大學博士生，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勵志故事。足以傳頌的“佳話”背后，不僅是一個年輕人對學問的執著，還有一門學科無盡的魅力，一位學者惜才的慧眼，一所大學開放的心胸……
把招博士生權力還給教授
——訪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顧云深
新聞視點：錄取一個高中學歷的學生為博士生，聽說在復旦百年校史上是首次？
顧云深：說首次不太恰當。現在的復旦圖書館館長葛劍雄1978年報考譚其驤先生的研究生時，就是高中學歷，考了第一名，1983年他拿到了博士學位。蘇步青先生當年招的研究生中，也有高中學歷的，現在有些成了數學家。這樣“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話，過去一直有一些。比如梁漱溟沒考取大學，蔡元培讓他當了北大哲學系的教師；沈從文小學沒畢業，胡適卻把他請到中國公學的講臺上……這體現了大學代代相傳的氣度和精神。
新聞視點：在現在學位授予制度非常健全的情況下，錄取蔡偉是不是更困難些？
顧云深：2000年起，復旦實施了一項制度：兩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題由導師自己定，學生可以不參加統考。裘錫圭先生作為國內知名的古文字學家，當然有這個資格。但蔡偉確實更特殊一些，因為按現在的規定，報考博士必須具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而蔡偉只有高中學歷。為此，我專門去了一趟教育部，和相關部門作了溝通。
新聞視點：這種教授自主錄取碩士或博士生的模式，有沒有可能更大范圍推廣？
顧云深：復旦已經在上海醫學院等院系探索改革，變傳統的博士考試制度為國際慣行的申請考核制度，申請讀博的學生必須提供自己碩士期間的成績、論文、已經發表過的文章以及5000字的繼續深造計劃書，同時還得有兩名具有高級職稱專家的推薦，考核的環節相當于面試，學生進行20分鐘左右的陳述，然后回答導師的提問，錄不錄取這位學生，決定權在于導師。
新聞視點：大家會比較擔心，這樣是不是有黑箱操作的可能？
顧云深：某種程度上，考試當然是最公平的做法。但如果把考試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選拔的每一個層次，一些偏才、怪才就會失去機會，尤其是博士生階段，需要的是對某一門學科特別熱愛、愿意鉆研、且有研究能力的學生，而不是最會考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把招博士生的權力還給教授，因為他們最有資格去判斷什么樣的學生最合適。黑箱操作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有嚴格的監管制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個責任，應當由學校的行政管理部門承擔。有一個好的制度，給予教授充分的信任，我相信大部分教師都會非常珍惜自己的聲譽。
因為“佐子”，他結識了裘錫圭先生
一個高中學歷的下崗工人，曾經的三輪車夫，怎么能被復旦破格錄取為博士生？他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對記者的問題，作為蔡偉讀博主要推薦人的裘錫圭先生沒有直接回答，卻強調并不主張蔡偉曝光于媒體的聚光燈下，“對蔡偉，還有怎樣培養的問題。他要是真的好，以后有學術成果出來，大家自然會知道。”
在學術圈內，裘先生的嚴謹務實，是出了名的，他和蔡偉的結識，算起來已有十余年。1995年蔡偉還在自學期間，就給裘先生寫過信，裘先生回信贊他：“不計功利，刻苦潛修，十分欽佩。”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發表文章《〈神烏賦〉初探》，文中提及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篇目《神烏賦》，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偉寫信告知“佐子”應讀為“嗟子”，亦即“嗟”，是嘆詞。后來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發表了《“佐子”應讀為“嗟子”》，稱蔡偉“其言甚為有理”。
2003年之后，蔡偉在國學網上陸續發了一些文章，“他寫東西不多，很謹慎，難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看。”裘先生說，蔡偉一些想法很有見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亙’，‘亙’通常認作‘恒’，從詞義上講不太好理解，蔡偉提出，楚簡中常把‘極’寫成‘亙’，有終極的意思。對我很有啟發。”
“我曾建議蔡偉考研究生，他說，英語基礎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覺蔡偉有些沉寂，后來聽說他為了生計，蹬三輪去了，讀書時間少很多。我當時就想，如果蔡偉因為環境不好，就這么放棄了，實在太可惜。老實說，現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義上是教授了，實際上沒有他這個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沒有他這個水平。”裘先生告訴記者。
“古文字這門學問，沒十幾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說，蔡偉沒有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獻也沒機會讀到，但自學了大量傳世典籍，許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偉心無旁騖，對古書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語習慣都爛熟于心，甚至比許多專業研究者更熟悉，他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語言環境中，對于古人的行為和想法更能夠感同身受，時間久了，對古書有了觸類旁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