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什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費里德曼在其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有一章的標題竟然是這樣的：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他舉例道：“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變規章制度、標準、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最后他感嘆道：“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里，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布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作出重大決策）。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

相對于西方，中國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西方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如臺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后，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的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么大的損失而負責。

在西方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臺了，就是有什么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3000多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

也正由于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選舉產生的，為了迎合民眾而有意做出違反國家長遠利益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國為例。由于債務累累，政府第一大開支是巨額債務利息，相當于全年的教育經費。本來，左派主張增加福利和增加稅收，右派主張減少福利和減少稅收。在政黨輪替是常態的情況下，自然會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臺后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臺后只敢減少稅收，最后自然是國家陷于破產的境地——2007年時任總理的費永就打破禁忌，公開承認財政已經破產。法國前總統薩科奇為了2012年連任，竟然先是下令每個企業給員工分紅1000歐元，后更嚴令任何企業在選舉期間不得裁人或者破產。在各個政黨如此執政之下，嚴重地損害了法國的競爭力。這種對競爭力的損害，絕非一言所能盡。

在轉型時期中國對腐敗的有效遏制。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有選舉，而選舉必須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后，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后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并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于其他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中國在現行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烏克蘭前總理季莫申科曾說：“我有時羨慕中國。你們知道，在中國，貪官將被斬斷腐敗之手和實施死刑，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們作為歐洲國家，盡管有時手也感到癢癢，但無法實施這一刑罰。”雖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70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敗過于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占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那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而做到比較廉潔的都是富裕國家。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極為巧合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