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制度對西方質疑的回應

中國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對西方最大的威脅不是經濟競爭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贏得冷戰之后，其制度對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壟斷達到空前，而這也是西方統治世界的基礎。然而，冷戰結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國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卻陷入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中。眾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處于危機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過難關，而中國卻在這一點上對西方客觀上構成強有力的挑戰。于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認中國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時，也從多個角度對中國制度發難。特別是從根本上對中國的制度提出兩個尖銳的質疑：中國模式無法解決權力的和平交接、中國模式無法避免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而中共十八大使中國再度實現了制度性和平權力傳承，以無可辯駁的說服力驗證了中國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應該說，權力的監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國歷代關注的焦點。中國古代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上，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據甲骨卜辭記載，商代已有御史一職。戰國時期，御史已有監察職能。秦漢時期，御史大夫的職掌為“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主要負責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各設刺史一人，以六條問事，監察地方官員。唐代中央設御史臺，下屬臺院、殿院、察院，專司監理。宋代除了設置御史臺來 “糾察官邪，肅正綱紀”，還設有諫院，諫官和御史可“風聞彈奏”。明代改御史臺為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監察，稱為“巡按御史”，又新設六科給事中對中央六部對口監督。清代將六科給事中合并于都察院，與御史合稱“科道”，專司監察。

到了當代，除了傳統的“民本主義”、“天命觀”、“絕對權力絕對責任”對執政黨的約束和壓力，也建立了現代的監督體系。如以各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為核心的國家權力監督；以行政監察監督、行政復議監督和審計監督為核心的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以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監督為核心的司法監督、以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及紀律檢查委員會、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監督為核心的社會監督；以日益開放、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媒體為核心的新聞監督。

中國共產黨也先后出臺《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關于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進一步完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民主生活會、詢問和質詢等黨內監督10項制度。中央和省級黨委都建立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政府則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央和國家機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普遍建立了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國家司法機關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等司法公開制度。

誠然，中國的監督體系仍然處于完善之中，與民眾和社會的期待還有距離。然而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來臨，則有效彌補了中國現行監督體系的不足。由于冷戰后中國成為唯一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并通過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令中國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特別關注之地。中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會被過度聚焦和放大。這種過度的“關照”，自然對中國產生了強大的壓力，起到了相當有效的監督作用。

信息時代的來臨，也起到類似的作用。特別是互聯網和手機的高度普及——網民數量5.64億，手機網民突破4億，以其無所不在的優勢和開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點，成為社會所有成員監督和表達意見的平臺。同時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就適應時代建立了網絡舉報平臺，如今全國的省級紀檢監察機關相繼開通舉報網站。2005年底，中央紀委、監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新華社在2009年也通過新華網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網絡舉報方式。為了鼓勵網上舉報，一些地方出臺了獎勵措施。如北京市檢察機關規定，對網上實名舉報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等犯罪的公民，經查實結案后，最高將可獲得10萬元的獎勵。

網絡反腐這種新形式一經推出，立即展現奇效。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舉報、有效舉報占多數。而最高檢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網上舉報案件數量年均達3萬多件。

網絡時代可以令中國任何一地的問題迅速曝光，高效處理，有效強化了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比如近年網絡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價煙”官員、雷政富“艷照視頻”，2013年網絡反腐更將國家發改委前副主任劉鐵男拉下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這不僅有助于中央對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問題的迅速解決，也推動著制度的完善。

衡量不同制度的標準實際就是三個方面：是否能夠產生優秀的領導人、是否能夠充分了解國情（像中國的五年規劃）、是否能夠排除資本的制約而作出有效、符合長遠利益的決策。從這三方面來講，中國創造的制度文明要遠遠優于西方。

對于中國制度的表現，這里不妨引用即將離位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國《快報》（L’Express）雜志專訪時所評論的：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決定經濟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呈現出很多優點，中國是40年來在經濟領域犯錯誤最少的國家。拉米解釋說，中國經濟體制主要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利，中國的貧困人口在過去的40年大幅減少。

事實上，中國制度的優異表現竟然超出了所有極端樂觀主義者的預測。法國資深外交官于貝爾·韋德里納2006年在其專著《面對超級大國》（由法國外交部和駐華大使館“傅雷”資助出版計劃資助）提出一個當時看來非常樂觀和大膽的預測：中國“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在2020年至2030年間，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結果僅僅一年之后，中國就超越德國，4年之后超過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

關于制度，中國最早的自由派學者嚴復（晚年走向保守主義）有過精辟的論述：“制無美惡，期于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這恐怕也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的含義。